《兩種自由》（1969）（節選）
《兩種自由》（1969）（節選）
兩種自由概念[1]
如果人們未曾爭議過有關“人生目的”的問題，如果我們的老祖宗至今安居在無擾的伊甸園中，那麽，很難想象這個“齊契利社會與政治理論講座”要研究些什麽。因為社會與政治理論的研究，本就發源於人類意見之分歧，而且因為意見分歧，相關的研究才會不斷滋生繁茂。有人可能會以下麵這個理由，來質疑我的說法：即使在一個由聖徒般的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對終極目的不可能有衝突看法的社會裏，政治問題，諸如憲法或立法的問題，也仍然會出現。但是，這項反對意見的理由是錯誤的。人們對於“目的”的看法，一旦趨於一致，剩下來的，就是“手段”的問題，而手段問題隻是技術性（technical）的問題，不是政治性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些問題可以由專家或機器來解決，就像是工程師或醫生之間的爭論一樣。這就是何以若有人信仰某種巨大無比、旋乾轉坤的現象，例如“理性的最後勝利”或“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勝利”等，便也必然相信一切政治或道德問題，都可以轉變為技術上的問題。聖西門的名言“用‘管理事情’來代替‘治理人們’”，以及馬克思預言：國家的凋萎，就是真正人類曆史的開始，所指的都是這個意思。有人認為，這種有關社會和諧的完美狀態之類的玄想，隻是一種無聊的幻想，於是稱之為“烏托邦式”的看法。不過，若有一個從火星來的訪客，參觀了當今英國或美國的任何大學之後，如果產生一種印象，認為雖仍有專業哲學家，嚴肅地關注於根本的政治問題，但一般大學成員還是生活在很像這種純真而具田園風味的美好狀態中，則他之所以具有這種印象，也許倒是可以諒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