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各樣的場景中，我們都會遇到實踐問題。這些問題都“必須”得以解決，否則便會產生後果，這些後果在最簡單的情況下也會引起麻煩。例如，在每天都要騎的自行車壞了的時候，在遇到病痛的時候，在發現沒有錢來滿足某種願望的時候，我們都必須對該怎麽辦作出決斷。於是我們就會針對那一我們必須完成的任務，在各種各樣的行為可能性中為一種理性的抉擇尋找理由，如果我們想要達到某一目標的話。然而目標本身也會發生問題，比如說，如果一個即將到來的度假計劃突然無法實現或者必須對職業進行選擇。無論是想去斯堪的那維亞或者想去愛爾巴或者在家待著，無論是打算立即上大學還是先當學徒，想當醫生還是想做出版商，這一切都首先取決於我們在某一種情形下完全自由的優先考量。於是我們便再一次為一個理性的抉擇——這一次是在不同的目標本身之間——尋找理由。
在下述兩種情況下，人們以理性的方式應當做出的事情，部分地取決於人們想要做的事情：這裏要麽就涉及在目標給定的情況下的一種對手段的理性的選擇，要麽就涉及在現有的優先考量給定的情況下對目標的理性的權衡。我們的意誌實際上已是通過願望與價值確定好了的；它的其他的規定性僅取決於對手段或對目標的不同選擇。不論是修理自行車還是醫治病人，這裏僅涉及適宜的技術手段，涉及賺錢的戰略，涉及度假計劃及職業選擇。在複雜的情況下，甚至還需要發展出決策得以形成的戰略來——於是理性就要弄清楚它自己的發生情況，並且變得具有反思性，例如可以以一種理性選擇之理論的形態。隻要我應當做什麽這一問題涉及這樣一些實用的任務，則所需要的便是我們根據經驗資訊、基於效益的原則或借助於其他決策規則所作出的觀察、研究、比較和權衡了。這裏實踐上的思考是在目的合理性的視域內運轉的，其目的在於尋求合宜的技術手段、戰略或方案。這種思考所導致的是在簡單情況下具有相對命令之語義學形式的那些建議。康德就談到過有關機敏方麵的規則、關於機智方麵的建議以及技術上實用上的命令。這些便使原因與效果依據價值上的優先考量和目標的設定置於一種相互的關係之中。它們所體現出來的指令上的含義，可以理解為一種相對的應當。行為指令告訴人們，在遇到一個特定問題時應當或必須做什麽，如果人們打算實現某種價值或目標的話。當然，一旦價值本身出了問題，則我應做什麽這一疑問便越出了目的合理性的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