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本真性文化的另一個常見的核心批評是，它鼓勵了對自我實現的純個人的理解，這樣使得人們進入的種種聯合體和共同體純粹因為它們的重要性而成為工具性的。從更廣的社會層麵上講，這與任何對一個共同體的積極義務是對立的。尤其是，它使得擁有對政治社會的義務和忠誠感的政治公民身份越來越成為邊緣性的。[9]從更本質的意義上講，它培養了一種關係觀，按照這種觀點，人類關係應該有利於促進個人實現。關係是次要於搭檔者的自我實現的。根據這個觀點，綿延終生的無條件的紐帶，是沒什麽意義的。如果一種關係繼續服務於其目的，它可能會持續至死，但先驗地宣稱它應該如何卻是無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的一本書中詳細地敘述了這種哲學：“當你從中年旅程開始出發時，你不可能將一切帶在身上。你正在遠行。遠離製度的要求和他人的日程事項。遠離外在的評說和鑒定。你在脫離角色和走進自我。如果在這個旅程上我能給每個人一份送別禮物，它將是一頂帳篷。一頂暫時性帳篷。這種禮物是便攜式的根……我們每個人都有再生的機會，本真的唯一，具有一種愛自己和擁抱他人的擴張的能力……自我發現的快樂總是常伴左右。盡管所愛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來來去去，愛的能力卻長存。”[10]
本真性似乎在此又一次以一種集中於自我、使我們遠離與他人的關係的方式被定義。我在上麵引用的批評家們已捕捉到了這一點。人們能用理性論證這個問題嗎？
在勾勒論證的方向之前，重要的是看到，本真性理想包含了某些社會概念，至少包含了關於人們應該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觀念。本真性是當代個人主義的一麵，所有形式的個人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它們不僅強調個人自由，而且提出社會模型。當我們混淆了我在前麵區分的個人主義的兩個非常不同的意義時，我們就看不到這一點。反常的和破裂的個人主義當然沒有與任何社會規範掛鉤；但作為道德原則或理想的個人主義，必須提出某個關於個人如何與他人一起生活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