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學或與他人的關聯實現自身為服務和好客。由於他者的麵容讓我們與第三者發生了關係，我與他者的形而上學關聯展開在我們的形式內，它催生了國家、機構、法律這些普遍性的根源。但自治的政治在其自身內具有僭政的性質。政治改變了將它產生出來的我與他者，因為它以普遍的法則來判斷我與他者，就像審判缺席被告那樣。在對他人的接待中，我接待的是人的自由所依存的至高者，但這一依存並非是不在場：它作用於我的道德創造的所有的個人作為中（如果沒有道德創造，判斷的真理就不可能產生出來），作用於對作為獨一性和麵容的他者的等待中（但願政治的可見性鬆開對不可見者的手），隻有在我的獨一性內，他者才會出現。就這樣，主體性在真理的作為中被恢複了名譽，它不是拒絕傷害它的體係的自我主義。與這種主體性的自我主義的保護相反——與這種對第一人稱的保護相反——黑格爾現實的普遍主義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如何將這些普遍原則——可見之物——與他人的麵容對立起來，而同時不在非人稱之正義的殘酷前退卻呢？如何能在一開始就不引入我的主體性這個善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呢？
形而上學因此將我們帶入了作為獨一性之我的實現內，與我的實現相比，國家的作為應得到安排和節製。
我的不可代替的獨一性以對立於國家的方式而立，它實現自身為一種繁殖性。但這不屬於某些主體性事件，這些事件會迷失在受到理性現實嘲笑的內心性沙堆裏，我們稱呼它們時總要強調它們在人格上之於國家普遍原則的不可還原性，我的不可代替的獨一性屬於一種向度，屬於一種超越的觀點，此觀點與政治的向度和觀點同樣的真實，甚至更真實，因為在超越的觀點中，自我性的申辯隱而不現。由分離開啟的內心性不是地下式的不可磨滅，而是繁殖的無限時間。這種繁殖性使當下成為將來的寄存處。它讓地下從存在中走出，一種所謂的內心的和唯一主體的生活就隱藏在這地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