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自由即理性的“自我導向”者，遲早終必考慮到一個問題，此即：這個原則如何能既適用於人的內在生活，又適用於人與社會上其他成員的關係。在這些人士當中，即使最具個人主義傾向者，例如盧梭、康德、費希特等人，開始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絕對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當他們探討到某一點上的時候，也要自問：理性的生活是否不僅適用於個人，同時也適用於社會？如果是的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造就這樣的一個理性社會？我希望能夠依照我的“理性意誌”（rational will），即我的“真正自我”所要求的方式去生活，然而，別人也希望能夠如此。我要如何才不致和他們的意誌衝突？依照理性所界定的“我的權利”，和別人的權利之間，界限何在？因為，假如我是有理性的話，我就不能否認說：基於同樣的理由，對我來說是合宜的事，對其他和我一樣具有理性的人，也必然是合宜的。一個理性的（或自由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由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自由地接受的法則所支配的社會；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被問及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他所需求的是什麽的時候，他自己就會製定這些法則，而這個社會，就是受這一類的法則所支配的。因此，這些界限，必須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認為適合於理性的人所應接受的正確界限。但是，事實上，這些界限要由誰來決定呢？這一類型的思想家主張說：如果道德與政治問題是真正的問題，則原則上，它們一定是可以解決的，而道德與政治問題，當然是真正的問題；這就是說，這些問題必有一個而且隻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原則上，所有的真理都會被任何具有理性的思想家發現，同時也能由他們清楚地證明，清楚到所有其他具有理性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它們，而事實上，在新近的自然科學中，絕大部分的情形，便是如此。基於此一假定，我們隻要建立起一種公正的社會秩序，一個理性的人，都得到他所應該得到的東西，就可以一舉解決政治自由的問題。很顯然地，我對不受束縛的自由之主張，乍看之下，有時候無法與你同樣絕對的主張相調和；但是一個問題的理性解決方式，卻不可能和另一個同樣正確的解決方式，互相衝突。因為，從邏輯上講起來，兩種真理不會是不能相容的；因此，原則上，一個公正的秩序，必然是可以發現出來的，在這一秩序裏，理性的規則，使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到正確的解決。有時，人們把這個理想的、和諧的狀態，想象成“人類墮落”（the Fall of Man）以前的伊甸園；我們曾經從這個伊甸園中被驅逐出來，然而，我們卻仍然滿心渴望著它，將它當作仍然未能達到的黃金時代，在這個黃金時代中，人類由於已經具有理性，再也不會陷於“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更不會“疏離”或挫辱他人。當然，在現存的社會中，正義和平等的理想，仍然需要受到某種程度的強製，因為如果我們過早取消社會的控製，可能會使弱者與愚者，受到精幹狂妄型強者的壓迫。但是，根據這一學說，造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剝削、互相羞辱的行為者，隻是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麵。有理性的人，會尊重彼此之間的理性原則，而不願意去互相戰鬥或爭奪控製權。“統治的欲望”（the desire to dominate）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表現，我們可以用理性的方法來解釋它並且糾正它。斯賓諾莎提出一種解釋與改良之道，黑格爾也提出另一種方法，馬克思提出了第三種方法。在某一個程度上，他們的某些理論，是可以互相取長補短的，有些則不能合而為一。但是，他們卻都認為，在一個由完全理性的人所構成的社會裏，控製他人的欲望，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無法產生效果的。“壓迫”存在或“壓迫”欲望，隻是社會生活問題尚未得到真正解決的第一個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