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還有另外一種探究這個問題的重要途徑，該途徑將自由和它的姊妹——平等與博愛——混淆在一起，因此也導致了同樣違反自由精神的結論。自從18世紀末葉，人們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以來，他們就不斷地質問“個人”（an individual）到底是什麽意思，這個質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得愈來愈強而有力。隻要我置身於社會，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無可避免地影響到別人，而且也受到別人的影響。在審慎的檢視之下，甚至連穆勒要為私生活與社會生活劃一道界限的苦心，也都隻能歸於徒然。事實上，穆勒的所有批評者都已經指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會對別人造成不利的影響。除此之外，我是社會性的動物這一事實所指的，也不隻是我和別人之間有互動的情形存在而已，它的意義比這還要深刻。因為，在某一個程度而言，所謂“我是什麽樣的人”，不正是別人心中所想的、所感覺的“我是什麽樣的人”嗎？當我自問“我是什麽人”並且回答說：我是一個英國人、中國人、一個商人、一個無名小卒、一個富翁或一個罪犯時，略經分析，我便不免發現：我之所以具有這些特性，就是代表了社會中其他的人，認為我是屬於某一特殊的群體或階級；而大多數描述某些我最具私人性、最固定的特征的詞匯也都隱含了人們對我這種“認可”（recognition）。我並不是脫離肉體而存在的超然“理智”（reason）。我也不是在孤島上離群索居的魯濱孫。我之所以是社會的一分子，並不僅隻意味著在物質上和別人互相依存，也不僅隻意味著我成為什麽樣的人，是社會力的影響使然而已。更重要的是：唯有透過我所存在的那個“社會之綱”（這隱喻不能作太近於真實的解釋）來觀察，某些我對於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所有我對我自己的看法，特別是我在道德上以及社會上的認同，才可能顯得有意義。有時候，某些人或某一群體，抱怨說他們缺乏自由，其實他們所指的，隻不過是他們沒有獲得別人的相當“認可”而已，這種情形和真正缺乏自由的情形，一樣常見。我所追求的目標，或許並不是穆勒想要我去追求的那些目標：不被人施以強製壓力，不被人無理逮捕，不受暴政威脅，不被剝奪某些行動自由，以及擁有一個我可以合法地自由行動的小天地。同樣，我所追求的，或許也不是一個合理性的社會生活計劃，也不是心如止水的聖人所追求的那種“自我完美”（self-perfection）。我所要追求的，或許根本隻是不要被人忽視、不要被人保護、不要被人輕蔑，或不要被人把我的大多數想法，看作是“理所當然”而已——簡作言之，我不願意別人隻把我看作一個個體而不完全承認我的獨特性，我不願意被當作是某種不具特色的、集合體中的一個成員，或是被當作一個統計單位，而沒有屬於我自己的、明顯可辨的人性特色和目的。我所要反抗的，就是這種貶抑我的人格的行為，我奮力以求的，並不是“法律上權利的平等”，也不是能夠“依己意行事”的自由，雖然我也可能需要這些自由；我奮力以求的，往往是希望能達到這麽一個境界：在這個境界上，我能感覺到自己是負得起責任的行為者，因為別人承認我就是這樣的行為者，我的意願會被別人考慮到，因為我有權具有這些意願；若能如此，即使因為我是如我這個樣子的人，或因為我作了我所作的選擇，而被別人攻擊、被人迫害，我也在所不惜。這是一種對“地位”與“被人認可”的熱切期望：“英國最貧窮的小子也和最偉大的人一樣，有屬於他自己的生活。”我渴望被人了解、被人認可，即使因此而不受人歡迎，甚至受人唾棄，也無所謂。而能夠給我這種認可，從而讓我覺得“我是個有分量的人”，卻隻是與我屬於同一社會的成員，而從曆史上、道德上、經濟上甚或倫理上說來，這個社會也就是我自己覺得我從屬於它的社會。[23]我那個別的“自我”，並不是某種可以從我和別人的關係中，脫離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可以從我的某些特征中分離出來的東西；而這些特征，主要也是由別人對我的態度所構成的。因此舉例而言，當我要求擺脫政治上及社會上的依賴性時，我所要求的，其實是希望別人能夠改變他們對我的態度。因為，這些人的意見和行為助使我決定了我自己對我自己的看法。以上這些對個人而言為真確的道理，對社會、政治、經濟、宗教性等群體而言，也同樣真確，因為這些群體，都是由具有自覺的需求和目標的個人所組成的。被壓迫的階級或國家所要求的，通常並不是純粹能使其成員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動的自由，也不是社會與經濟機會的平等，更不是要在一個有理性的立法者所設計出來的、毫無衝突的有機狀態之中，取得一席之地。被壓迫的階級或國家，往往要求別人對它們的階級、國家、膚色，或種族給予一種認可，承認它們是一個獨立的活動根源，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誌的團體，也是一個想要依照自我意誌而行動的團體（至於這意誌是否良善、合法，是另一回事）；它們不希望被人統治、被人施以教育或被人指導行事，無論這種統治、教育或指導的行為，是如何輕微，它們都不以為然，因為那種做法是不盡合乎人性的，因此也就不盡是自由的。這樣的說明，要比康德那種純粹理性者的說法：“家長保護主義是人類所能想象的最大專製”，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家長保護主義”之所以專製，原因並不是由於它比**裸的、殘酷的、昏庸的暴政，更具壓迫性，也不隻是由於它忽略了融於我內心的那種“超越的理性”（the transcendental reason），而是因為它對下述概念構成了侮辱，這概念即是：我作為一個人，有權利決心按照我自己的目的去生活，這目的未必是合理的或有益的，但畢竟是我自己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別人也應承認我有如此生活的權利。因為，如果沒有得到這樣的認可的話，我就可能無法承認自己的地位，我就可能會懷疑“我是一個絕對獨立的人”這樣的主張是否真實。因為，“我是怎樣的人”，大部分是取決於我的感覺和我的想法；而我的感覺和想法如何，則取決於我所從屬的那個社會中一般人所有的感覺和想法。照柏克的意思來說，我並不是這個社會中可以獨立存在的一個原子，而是一種社會模式中的組合成分——這個比喻很具危險性，但是卻是不可少的。在不被人承認我是能夠自我主宰的個人情況下，我可能會覺得不自由，但是作為一個沒有被人完全承認、沒有獲得人們充分尊重的團體中的一分子，我同樣也會感到不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希望能夠脫離我的整個階級、社團、國家、種族或職業團體。有時候，這種追求地位的欲望，會變得非常強烈，以致我寧可被我自己的種族或社會階級中的某些人羞辱，或施以不當的統治，因為他們雖然苛待了我，但是，他們至少是把我當作一個“人”、一個“競爭者”、一個“地位相等的人”（an equal）來看待；我寧可如此，而不願意被某些較高級或較疏遠的群體中的人物，以善意和容忍的態度相待，因為這些人物不承認我是我心目中的我。當今，許多個體與群體，以及各種職業團體、階級、國家與種族，強烈呐喊要求“被承認”，最主要的追求，也正是這一點。我從我所屬的社會成員的手上，雖然可能得不到“消極”的自由，然而，他們畢竟是我從屬社會中的一分子；他們了解我，我也了解他們；這種了解，就可以讓我在我的內心感覺到，我是一個“有分量的人”。如今，在大多數權威型的民主國家中，人民有時寧可有意識地選擇被他們自己的成員統治，而不願意被最開明的寡頭政府統治，其原因便是這種得到“互相認可”的欲望；某些新近獲得獨立的亞非國家人民，當他們被某些小心、公正、溫雅而善意的外來官員統治時，怨言不少，而當他們被自己族內或國內的人物，用極粗魯的方式來治理時，卻反而較少抱怨，其原因有時也是由於有這種求“互相認可”的欲望存在的關係。除非對這種現象有所了解，否則，那些失去穆勒所說的基本人權的整個民族，它們的理想與行為，便會成為不可理解的矛盾現象。事實上，這些民族雖然喪失了穆勒所說的基本人權，但是卻能絕對誠懇地表示說：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所享有的自由，反而比廣泛地擁有此類人權時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