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幻想
（一）圍牆、海灣和製度
我想利用這次報告的機會評估目前的曆史形勢有什麽樣的地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我們在這種理論“研究院”發揮作用時，我們每個人都相繼想到致力於題為“形勢分析”的危險工作。大家記住了那些似乎對當時的曆史背景有頭等重要性的事件，大家因此對它們作了分析，並且從這些分析出發，大家設法確定關於當代世界及其未來的盡可能充分的描述。
然而，這個艱苦工作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盡可能好地理解“現實”，而且是為了限定我們借以打算引導複雜而動**並構成為上述形勢的力量遊戲的活動。理論分析曾總是與實踐方案緊密聯係在一起。我們力求客觀地、毫無偏見地認識事物，這不是為了滿足起批判作用的理智的愉快，而是為了正確無誤地提出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有什麽合適的做法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意味著：在我們的範圍內，我們怎樣才能幫助那些在爭取解放時受剝削和異化的人們呢？此時此刻，憑借哪種幹預，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並不因完全的懷舊而讓人想起“形勢分析”的古老經驗。對它的回憶幫助我估計今天的情況有多不同，我們目前能期待這個實踐發生多大變化。顯然，我們並非一個批判實踐研究院，因而我們並不需要勾畫出政治方向路線。我們提出的幹預限於論文和文集的出版。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活動是次要的。它是有所不同的。差異並不取決於由我們組成的批判小組的名稱，而是產生於一種影響曆史形勢本身並同時影響了批判性質的變遷。
為了快點講，真想不到至少在我們國家裏戰鬥實踐已成了一種防禦實踐。我們必須經常不斷地重申少數民族、婦女、兒童、同性戀者、南方、第三世界、窮人等的權利，公民權、教養權和教育權、動物權和環境權，（當然）我列舉的權利並不完全。我們必須簽署請願書，撰寫作品，組織討論會，參加某些小社團，從事選舉谘詢，出版書籍。如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承擔起通常與知識分子地位相聯係的責任。這裏所講的“通常”，指這些實踐受立法的授權甚至支持，或至少受成文和不成文規則的許可和鼓勵，而這些規則則決定這種地位。社會允許我們、要求我們這樣行動：我們有序地為全球體製的發展做貢獻是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