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政治和經濟的重新組織來消除人類惡行這一現代文化的希望，與它另一個想通過返回素樸的自然和諧狀態這一更為個體化的方式來減少社會罪惡的希望，處於一種多少有些混淆的關係之中。現代自然主義者——不論是浪漫主義的還是理性主義的——都有著一種輕慢的良知（an easy conscience），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沒有遠離那種自然的純真，並且能夠輕而易舉地回歸這種純真。從倫理學的觀點來看，最堅定一貫的自然主義要數浪漫的自然主義了。對於盧梭及其追隨者而言，回歸自然狀態是一種用來抑製和消除人類自由中為人類所獨有的那種精巧算計之本性。“到森林中隱居去！”他高喊道，“在那裏不用再耳聞目睹你同輩們的種種罪行，通過拒絕人類發展來拒絕人類惡行，而無須擔心貶低了你自身種屬（人類）的價值”。這種浪漫的原始主義有著一個理性主義無法比擬的優點：前者認識到所謂理性人的自由並非無害，而且該自由並不能輕易與自然或理性的秩序達於和諧。但浪漫的原始主義並沒有認識到，人的自由既是一切人類創造性的源泉，又是人類罪惡的根源。因此，它企圖通過“拒絕人類發展來拒絕人類惡行”從而將人類曆史倒退回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與更為機械的理性的自然主義相比，浪漫的原始主義既顯得更深刻，又顯得更荒謬。它之所以深刻，在於它了解到在渴求生存這一純粹自然欲望與渴求榮譽與權力這種獨特的人類精神欲望之間——按盧梭的話來說，即在“導致每種動物更多關心自我保護的自然感覺”與“在社會狀態中出現的那種導致每一個體更多關心自己而非別人的人為情感”之間——存在著一條寬闊的鴻溝。但對於非浪漫自然主義而言，自然的“生存意誌”與精神的“權力意誌”這一差別仍保留著一種未被觸及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