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處理這個有關基督教生活的終極問題的方法出於兩方麵的考慮。第一方麵是他經曆了痛苦之後建立起來的信念，盡管他努力去行公義，但並沒有最終找到和平。他嚐試過修道院的至善論的方法，但是失敗了；於是保羅“義人憑信而生”的話在他看來是擺脫“律法”束縛的一種幸福的解脫，是使原先得不到寬容的、趨於絕望的心得到安慰，是一種更加驕傲的對至善的追求。第二方麵的考慮與其說是一種內心經驗，倒不如說是一種曆史考察。他確信，教會自稱擁有決定權和至善是精神自傲和自命公義的根源。他相信追求至善的神秘方法和審美方法，這一信念促使他反對修道製度。他認為自稱擁有決定權是危險的，這一信念推動著他反對教會主義。[4]
在闡發他自己有關恩典和基督徒生活的理論時，他遠非去排斥那個關於恩典的矛盾的方麵，照他的闡述，恩典是一種“愛、喜樂、和平”的新生活的源泉。路德與神秘主義傳統有他自己的關係［28］，他追隨的那些人傾向於把古典神秘主義旨在與上帝合一的努力轉變成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他宣稱，信徒的靈魂要與基督合一，以便使所有的美德能流入靈魂。他說：“由於上帝的應許是關於神聖、真理、公義、自由、和平的話語，充滿著宇宙的善，而靈魂帶著堅定的信仰奔向它們，與它們合一，但並非完全被它們吸收，靈魂不僅分享著這些美德，而且被所有這些美德所浸潤。”［29］
路德從心理上把公義的力量主要解釋為對上帝的愛和感恩所產生的動力。這種動力並非一定要考慮同胞的感謝或不感謝、讚揚或責備。他說：“這樣，從信仰中流淌出對主的愛和喜悅，又從愛中流淌出歡樂的自由精神和自願，樂意自願侍奉我們的鄰人，而不考慮有無感謝或不感謝、讚揚或責備、獲利或損失。它的目的不是把人束縛在義務之下，也不是為了區分朋友和敵人……而是最不計報酬地使用它的財物，無論會不會由於不感謝或獲得好意而失去這些東西。”［30］在此，路德理解了基督徒的愛所具有的美和力量，尤其是看到它具有的那種自由精神超越了一切謹慎的自然倫理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