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路德教的失敗主義和加爾文主義者的蒙昧主義傾向，宗教改革必須被視為對文藝複興擊敗宗教改革作出了貢獻的原因。宗教改革沒有把對恩典的最終回答與一切直接或間接的罪的問題聯係起來，沒有對生活作出回答。因此，它沒有啟發人們去認識在各種可見的曆史和社會狀況中實現真與善的增長的可能性和限製。
這種失敗主義隻是對宗教改革的失敗作出貢獻的原因，因為在過去的世紀中曆史樂觀主義的一般氣氛似乎駁斥了在宗教改革中表現為真實的東西；正如它似乎對文藝複興中正確與錯誤的東西都有效。然而，在文藝複興中存在著一種小小的傾向，強調要區別正確與錯誤，要區別它的最終生活觀和曆史觀方麵的真理和它錯誤地把這種有幫助作用的真理用於間接的文化和社會組織問題。
但當我們麵對給我們時代的文化重新定向這一任務時，小心區別每一運動中的正確方麵與錯誤方麵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努力作出這樣的判斷時，當然會有一種強大的自以為是的成分，而在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看來，這些判斷是不能容忍的。但對那些發現這些判斷有效的人來說這些判斷是可以容忍的，人們認識到它們是在“恐懼和顫抖”中作出來的，至少在當代曆史中部分有效。
如果我們對近代曆史的解讀完全正確，那麽它是動態發展的。對樂觀主義的駁斥、各種近代宗教與文化的運動，全都內在地聯係在一起，被我們廣義地定義為“文藝複興”。按照同一標準，宗教改革的基本真理是有效的，但它在所有直接和間接的生活問題上所持的蒙昧主義和失敗主義應當受到責難。
近代曆史的“邏輯”，這個說法聽起來相當大，但可以非常簡單地加以確定。一方麵，擴展一切形式的知識、發明機械的和社會的技術、人的力量和曆史潛力的相應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人類社團在範圍和複雜性上的增長，這些都非常清楚地證明了集體的或總體的生活形式以及個人的生活形式都在增長；另一方麵，曆史的進程，尤其是已經過去了的兩個世紀，已經證明把增長等同為進步是錯誤的。我們已經學習或必須學習生活的每一種新發展，尤其要從當代曆史的悲劇中學習，無論是在個人的還是在社會的意義上，這些新發展都在向我們呈現出在曆史中實現善的新的可能性，我們有義務對這些新的可能性作出回應；但我們在每一新高度都會麵臨新的困難，這種曆史成就的新高度並沒有使我們解除一切曆史中的生命都是主體這一觀點所帶來的矛盾和晦澀。換言之，我們已經學會了曆史並不是它自己的救贖者。在終極意義上，“漫長”的曆史並不比“短暫”的曆史更能得到拯救。近代曆史的晚期發展賦予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版本以新的相關性。給這個曆史教訓確定如此重大的借鑒意義並不需要表示歉意。福音書包含的真理不能在人的智慧中發現。然而它可以在人的智慧和人的善良認識到自身限製時被發現；創造性的絕望導致信仰。信仰一旦產生，也就變成真正的能從原本無意義的生活和曆史中產生“意義”的智慧。這對各個時代的個人來說都是可能的，無論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