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能建立在一種調和柏拉圖主義和亞裏士多德主義、權威和無節製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這種調和主要是文字的和法律上的，沒有比這更加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僅出於好奇，我們也要繼續看一下這個令人著迷的運動所帶來的後果。改革一旦進行，就很容易假設一種從最高理念出發的哲學正在失去作用，而那種從個人出發的哲學就好像一隻從自身出發織網的蜘蛛，不僅可以用來證明心中的欲望，而且能夠更加有力地推動變革。能承擔這個任務的人是笛卡兒。他熱心地，或者說啟蒙地，從事著這項任務。以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中包含著的清晰的自我存在的觀念，他成為這場運動的發言人。
隨著這些預言式的話語的發出，那些精心建造起來的外在權威崩潰了，——盡管由於近三百年來的各種折中調和，天主教和新教到處熟練地進行著修補，並宣稱自己的城牆仍舊沒有遭到破壞。當始於笛卡兒的這場運動開始起步的時候，它隻是在休謨的懷疑主義和盧梭的“自然”哲學之上向前邁了一步。但這場運動對那些被人們接受了的觀念所產生的影響是爆炸性的。進行革命的並不是這些思想，但它們是當前大部分混亂的根源。我們在此無法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隻能留待下一章再談。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說啟蒙運動哲學開啟了法國革命的閘門；它是更多的沉默的源泉，因為有著更多的拖延，也是一個還沒有結束的、更加完全的革命的源泉。
以上所述，就是關於個人主義在西方社會和國家中興起的一個不完整、不完善的故事。
注釋
［1］參見《約翰福音》，16：13。
［2］也可以把斯多葛主義指責為唯物主義的和宿命論的，但它的這種唯物主義大多數被其心靈至上的學說給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