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發現價值的建立比投身科學、發明、財富、戰爭更困難。這樣說並非想要否定人類的這四項曆史成果，更不想將它們置於同一水平。倒不如說，我們的意思是取得這四項成果是非常困難的，然而這些困難都被克服了。人類已經將健康和生命祭獻給科學、發明、財富和戰爭。但當科學得到發展，發明得到應用，財富得到積累，戰爭取得勝利以後，人類的精神卻失敗了。當保障所有人的個人權利，保障社會公正，保障機會均等這些任務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我們麵前時，除了一些先知、聖人、詩人、哲學家和改革家，幾乎所有人都陷入絕望。他們說，要完成這些任務太艱難了，尤其是在當前這個極端缺乏的獨特環境中，這個任務是史無前例的、不現實的，更不要指望那些最慷慨的慈善家讚助那些為建立價值從事著更加艱苦工作的人。
有些人——但不很多——不為將準則的世界轉變為生動的人類價值的語言做任何努力，卻已經找到了自鳴得意的體麵借口。盡管存在著人對人的非人道主義方式，但仍有許多人認為這方麵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剩下的隻是承認和評價這些成就的細節。許多神學家——不僅僅在過去——含蓄或明確地宣稱，由於耶穌已經支付了一切贖價，由於上帝已經預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難，因此人們的任何作為都不可能使得救者和受難者的狀況有一絲一毫的改變。歐洲的神學家經常嘲笑美國人的“行動主義”，美國人相信人類能夠而且應當為改善這個世界的狀況做某些事情，但是最近甚至連超越加爾文主義的巴特也提出一個傾向於采取行動的看法。有人懷疑說，使他變得實際的並非他的神學，而是戰爭的逼迫。［12］
可以承認，宗教領導人要對人類與價值世界的貧困作鬥爭的失敗承擔一部分責任。但也必須同樣坦率地說，科學家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有些科學家說，科學已經為人類提供了手段，可以在神奇的戰後世界得到像《財富》雜誌令人目眩的廣告所刻畫的那樣的幸福。科學已經付出了代價（他們忘記了耶穌）；科學也已經保證人類得到了補償。然而與此同時，各個研究領域的許多科學家都采取了“客觀性”的態度，認為陳述事實是科學的責任，評價它們則是科學的罪惡。不可否認，想要無偏見地發現真理，這樣的客觀性態度是人類思想的一個有用的、必經的階段；但若認為任何人或任何社會都必須生活在這種客觀性的模式中，或者說要為這樣的客觀性而生活，那麽這是一種短視的和片麵的人格觀。由於這個問題對宗教與科學極為重要，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