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淵源
當代激進主義教育思潮的產生有其深遠的思想淵源。
有的教育學者把當代激進的教育思潮稱為現代浪漫主義教育思想，並將其和18世紀一些浪漫著作家的社會理想主義尤其是盧梭的教育觀聯係起來。他們認為，盧梭關於人性本是善良的，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兒童的自我發展，應讓兒童選擇他們自己的學習，不應設置固定的課程，教育不應與生活脫節等觀念，為一些現代激進主義教育評論家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哲學基礎。[2]應該說，這種意見是有其一定依據的。
杜威（J.Dewey）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以及進步主義教育思想是現代激進主義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思想淵源。杜威及其他一些進步主義教育家對傳統的公立學校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遲鈍死板，缺乏獨創性，壓抑學生的個性發展等弊端提出的尖銳批評，對加強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尊重學生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學習主動性，主張把學校建成為社區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活動中心和促進當地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造的杠杆等思想，在美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事業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影響。20世紀40年代以後，盡管由於各種原因，進步主義教育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和攻擊，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步教育運動逐漸衰落了，但是，杜威教育哲學和進步主義教育中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觀點，卻仍然給一切致力於教育問題探索的人們以啟示和激勵，引起他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教育改革進行新的大膽思考。特別是杜威既肯定設立學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又從不把學校擴展到無所不在的程度的思想，以及杜威關於學校應該教育全體兒童，但又指出不能期望學校能為兒童提供全麵教育，而應充分看到社會其他部分具有教育潛力的見解，對當代一些激進主義教育評論家的觀點的形成，顯然具有重要的影響。正如美國教育學者理查德·D. 範斯科德等人指出的，古德曼在其《強製的錯誤教育》（Compulsory Mis-education）等著作中重視偶發的教育，在伊裏奇的《非學校化的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和賴默的《學校已經死亡》（School is Dead）中提出“非學校化”教育，貝賴特的《我們需要教育嗎？》則試圖把個人的選擇製度化，大大縮小學校教育在教育方麵的作用。上述4位激進的教育評論家都“在追求把教育理論的研究建立在經驗的性質之上和約翰·杜威聯係了起來，即經驗被選用來加強個人當前的機會，實現個人始終存在著的人性，並提供未來發展的承諾”；都在探索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兩難處境，不過他們之間的觀點也有差異，“杜威不穩定地停留在兩難處境的一角（學校的潛力），而伊裏奇和賴默則是停留在另一角（社區的潛力），就古德曼和貝賴特的問題來說，解決這個兩難處境的各種策略都是可行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