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產生，有其多方麵的社會因素。
一、教育改革形勢逼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在世界範圍內，由於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經濟的增長，社會民主的逐漸擴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在各方麵反複出現的危機，產生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從而向教育提出了一係列挑戰。這些強勁的挑戰，不但表明教育越來越成為社會和國家的重要領域，而且使發展和改革教育事業成了世界性的潮流。正如人們常說的，到處的教育都在運動之中。不僅傳統的教育甚至教育本身都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和指責，使得教育越來越被迫進行改革。為教育革新而大膽探索已成為時代的焦點之一，這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顯得尤為突出。
有些“新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也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教育進行過一些改革，但他們認為，這些改革並沒有促進社會機會均等和個人自由發展的實現，反而使資本主義教育製度更加“合法化”。因此，必須對教育改革進行新的思考。
二、自由派教育理論失靈，激進主義教育思潮興起
無論是以杜威為代表的進步主義教育理論，或者功能主義社會學派的教育觀點，都高度強**育的作用，認為教育可以帶來社會民主、平等和個人自由。它們宣揚“教育是打開通向現代化大門的鑰匙”“學校是平等化者”“教育是變革社會的最好媒介”等。功能主義者還認為，社會中技術尖端程度的提高說明需要不斷延長學校教育的年限，而教育的成就既有助於確保工業化和都市化的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技能和態度得到發展和保持，又能使職業安排、收入和權力的分配有可能得以公正地進行。[1]總之，無論是進步主義教育理論還是功能主義教育理論都認為教育與社會一體化是完全統一與和諧的，而教育變革與社會變革的動力就在於這種統一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