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理學發展的原初階段，所有這些類型的問題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隨著我們轉向第二階段，就產生了同以往根本不同的問題。
回顧一下我們對“解釋”的分析。在這一分析中，我指出，盡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真的正直嗎”這樣一個問題是有用的，但在下麵兩種特定情況下，人們卻不能從日常意義上提出這個問題。［3］
（1）在某一特殊理論的框架內，正直的標準本身有疑問。
（2）正直的標準被用於不同的選擇性理論中，其內涵有所不同。
同樣的境況（而且確乎也有較相似的境況）也會出現在倫理學中。在上述第一種情況下，隻要一個人是用某種特定的道德法典來約束自己，那麽，除了在這種道德法典內將其行動與社會實踐（或原則）聯係起來之外，就不可能為行為找到更為普遍的“理由”了。假如有一個天文學家，他正在探討在非歐幾何學的理論框架中外層空間的光線問題。如果有人問他，憑什麽說外層空間的光線是直的，他隻能回答：“哦，它們就是直的。”同樣地，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麽人都要信守承諾，那麽我所能說的就是：“哦，人就是應當信守承諾。”在某一特殊的科學理論的框架內，人們可以提出許多問題諸如：“這真的是（正）直的嗎？”但對於（正）直的標準本身是不能提問的；在某種特定道德法典的框架內，人們可以對許多個人行為提出質疑，提出諸如“這樣做正當嗎”一類的問題，但對於正當性的標準本身卻是不能提問的。
第二種情況的例子是：“該怎樣做才是真正正當的呢？是像基督徒那樣隻娶一個妻子呢，還是像穆斯林那樣娶一至四個妻子？”這個問題與下麵一個問題一樣，都是使人感到費解而難以回答的，即“光線在經過太陽時，是像非歐幾何學者所說的那樣是直的呢，還是像歐幾裏得幾何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彎曲的呢？”如果在兩種道德法典中，相應的道德標準是不同的，那麽“該怎樣做才是真正正當的”這樣一個問題就不能夠被提出來。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真的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那麽提問題的方法、目的以及所要求作出的回答都是極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