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盡力捍衛的規範倫理學體係是上麵所說的行動功利主義。現將行動功利主義和準則功利主義加以比較。行動功利主義根據行動自身所產生的好或壞的效果，來判定行動的正確或錯誤；準則功利主義則根據在相同的具體境遇裏，每個人的行動所應遵守準則的好或壞的效果，來判定行動的正確或錯誤。由於不同的學說對“準則”的理解發生歧義，就出現兩種亞類型的準則功利主義。即“現實（actual）準則”的功利主義和“可能（possible）準則”的功利主義。S.E.圖爾閔（Toulmin）的理論同前者相似；如果容許把康德的道德律“隻按照那個同時立意它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吧”理解為“隻按照那仁慈的人希望能建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吧”，那麽，康德的理論就同後者相似。康德自然反對這種訴諸人的感情的理論，但是，依據一種可能合理的方式來理解他的學說，似乎是必要的。例如，R.F.哈羅德（Harrod）的“修正功利主義”［14］就是康德式的準則功利主義的精致摹本。
我已在其他地方［15］提出了反對與行動功利主義相對立的準則功利主義的理由［16］。簡而言之，他們的理論可歸結為“準則崇拜”［17］。準則功利主義者常常為自己的原則辯護，總認為自己基本上對人類的幸福給了一定的關注。人們不禁要問，他明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遵守某種準則並不是最有益的，為什麽還竭力推崇這種準則叫人去遵守呢？如果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遵守這種準則最有益，這種回答似乎並不恰當；如果說每人遵守準則總比無一人遵守準則好，這樣的回答也不中肯。這種回答隻假定了以下兩種選擇，即“一切人按照A行動”或者“無一人按照A行動”。然而，我們也清楚地明白有如下的可能性，即“有的人按照A行動”和“有的人不按照A行動”。在某些情況下，遵守普遍有益的準則並不最有益，那麽拒絕打破普遍有益的準則這種做法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可稱之為準則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