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相互矛盾的看法企圖判定重要的農村盛衰問題，一是將農產品，尤其是大米市場供給的增加，視為農村振興的苗頭或者意義；二是將農村人口的充盈，當成地方繁榮的基本姿態。既然適耕土地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而穀物又是優秀的剩餘商品，那麽無論希望多麽熱切，二者都無法兩立。從實施“班田製”①,男性被授予兩段②田地、女性為其三分之二的時代開始，養活一個人就有一定的最小麵積。農夫並沒有更多的貪念，但交易的需求逐漸促使他們從中產出若幹的剩餘，在其範圍之內，務農之外的人漸次增加起來。進入莊園時代之後，實際耕作者的條件惡化，領主獲取的部分逐步增多，之後更變為“公租”的形式，以致產生了“五公五民”③等令人咋舌的課稅方式。依靠這種強製的分配養活，並原封不動為我們這個時代繼承的消費者階級，即使按照最普通的計算方法，相對於土地的生產力都過於龐大了。日本的都市對於來自地方的供給抱有強烈的不安，正是這一不協調的成長的結果。
如果是過去，還能以上諭的形式規定農民隻能食用小米、芋頭之類，以節省稻米的消費供給市場。今日也有農家製訂計劃，購入外國米而出售自產米。但無論如何計算，活著的人都需要活下去。即使不是直接為土地所養，也需要在土地之上經營各自的營生。而家庭的數量，如今已經達到了各個村落可以支撐的極限。因此，需要與這些本地消費者對立以確保都市的食材來源及原料供應的人變得異常敏感，不惜采取各種手段，這也是極為自然的事情。
村落也有類似的煩惱。土地的餘地即使是相鄰的村落也有顯著的差別，人的流動也有著種種的障礙。於是一方麵有人前往城市，去嚐試盡可能不為土地所束縛的生活；另一方麵，也早早出現了副業、兼業等問題。很多人希望將村落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農業活動嚴格地與農業活動區別對待，但我認為這不現實。確實，被稱為“海部”的水上勞動者，時至今日也對真正的耕作一無所知，其他也有少量不參與穀物生產的人，得以定居於狹小的閑置土地之上。但大多數常民，本就是為了務農而定居下來，tami(民)這個詞的來源，就是在田(ta)裏勞作的人。無論是工、商，還是士①,過去都隻是一種副業，在生活的計劃之下，最後超越了兼業的程度變為專業，如今到了甚至這樣都還不夠的程度。當人口的增加並未伴隨土地的開墾時，無須外界獎勵，村落自古就出現了種種農村副業。自給農民手作的家用品，若是製作精巧並能得地利，便會盡量生產出剩餘，以便隨時作為交易的材料。這一點無論是蠶繭還是蔬菜，又或是稻草、竹子的編織品，都是一樣。政府不合時宜地在其間劃分界限，反而使得村落失去了原本較為熟悉的產業，村人再次變得無事可做，而村落已無法再回到純農業的時代，於是村民的生活變得更加窮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