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期”這個詞已被頗為濫用了。誰都不願意在這樣的名義之下度過一生，但明治以後的經濟界，陷入千年以來傳統的農本意識與追求貿易擴張的工商立國論的對立中，受其牽累，是不爭的事實。八麵玲瓏的政治家深受其苦，新近提出了所謂“產業立國”的口號，但可謂空洞無物。不依靠產業而能立國的，也就是西洋的摩納哥、東方新近滅亡的德那第王國①,還有果阿②等海盜王國。一般而言，立國都需要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並最大限度以工商業充實與繁榮生活。矛盾和對立都是伴隨著強調發展一方就需要抑製另一方的論調才出現的，而二者的界線其實並非涇渭分明。
農民首先需要了解的一個事實是，我們的國土與生存要求早已無法僅憑農業維持，今天大大小小市場的開設都是為了填補其空缺。村落也有市場，有固定的集日，寥寥幾名旅行者混雜於周圍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他們消費之餘的物品。這種市場與都市的市場雖然文字相同，但目的迥異，並非後者是前者發展成熟後的姿態。從前稱商人為“akibito(秋人)”,也許是因為他們常在秋收季節來收購餘糧而得名。今天的商業，則是訂貨甚至計劃並指導生產的行業，市場實際上是他們的公告板。此外，商人還在其他生產者中擁有更加親密的朋友。工與商，不但今天幾乎都在都市中比鄰而居，同處於大資本之下，而且其職掌也常常互有重合，作為一方事業的一部分也需要從事另一方的工作。在易於合作、規模可變以及生產種類的選擇自由度方麵，農完全無法與工比肩。於是曾經的兄弟也就分道揚鑣，變得相互對立了。
科學在都市獲得成長，並且最先支援了工業，這一點已經在前麵有所提及。國家為了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在這方麵尋求夥伴，也是自然的趨勢。如果說中央市場是這種需求的表現，那麽農業被置於較為寒酸的從屬地位，也實非得已。經濟上的中央集權，不得不首先從國民整體生活的需要出發，以優先承認大市場的形式偏袒都市。如何實現政治的平衡與兩種文化的調和，利用此製度為國民全體謀幸福，是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對鳳毛麟角的農村商業分子大加聲援，推動其與中央市場爭雄，不僅本身無益，而且可能招致農村振興舍此無他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