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與西洋諸國締結對等的通商條約之初，輿論十分謹慎，不希望農產品出口過多。這當然是因為饑荒的體驗還一如昨日，有著所謂“珠玉金銀，饑不可食”的幼稚的“貴穀思想”。但如此開放的一個國家，僅憑農業進行貿易的想法完全不切實際。隻有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才可能憑著土地的產物購買外來的製造品。若非如此，便隻能是貧窮國家暫時支撐的權宜之計。日本國內也不乏其例，食物僅能糊口卻還要拿一部分去出售，隻讓中間商賺得盆滿缽滿。若是如此，究竟貿易是為了什麽,就頗令人生疑了。
我們從未像美洲或東歐的大農場那樣，計劃過麵向商業的農業。農作的本意從一開始就是將所有的土地分予希望耕作者，讓他們能夠如願以償。隻有那些收取地租的人，一點點地賣出手頭的盈餘，為工商業提供了土壤。在這樣的情況下，囿於農業國之名，欲以農業謀求貿易，是一件痛苦的事。其結果恐怕也隻是國內外生產成本的差異變得顯著,農產品的出口難以為繼。無論多麽重要的穀物，如果並非國際商品，就不必統一到中央市場，更何況那些全國各地均在種植、均在消費，有餘之處與不足之地犬牙交錯的產品呢?僅從節省運費而言，也需要盡量限製長距離運輸。由於生產地的盛衰以及當年的經濟狀況，實際出現在市場的商品數量會有巨大的變動，這一點不難想象。而將這樣的產品也與食鹽、砂糖等工業品一樣對待，希望在對總產值的模糊預測之上，以政府之手對交易加以調節，更隻是貽笑大方的算術遊戲。從農民角度來說，是對中央市場不必要並且過度的承認。
到底是什麽力量將如此巨大的管理權交付給了中央，個中原因錯綜複雜，還無人能夠明確說明。在食物供給手段尚不發達的時代，不讓都市挨餓，是政治家的一種本事。正像近年的“米**”①所顯示的那樣，雖然運輸方麵的能力已經具備，但大資本采購、囤積的力量也在加強，輕微的欠缺依然會造成令人驚訝的價格飛漲，消費者身邊威脅與不安依舊如影隨形。所謂平均政策的必要性主要因此而生，但這應該由各個都市自主判斷，不應以之限製全國的生產者。如果以都市處理供給過剩的辦法來解救廣大的普通生產者，那麽其結果也許是無論何時倉庫中都充溢著陳米，反倒期待著時不時出現一次歉收了。一方麵想方設法增加稻穀的收成，另一方麵卻希望防止不過是其結果的市價低落，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一般而言，維持高價帶來的利益難以惠及生產者，隻是增加了交易的複雜性，強化了所謂投機的技藝而已。至少對於農村而言是有害無益的幹涉，也是中央權力的不當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