鐮倉在今日也淨是寺廟與大宅的遺跡，考慮到當年亦有各村的武士絡繹來往於此，其實幾乎是沒有什麽都市特質成長的餘地的。但當年京都、鐮倉並稱，同作為非農村的代表，至少在日本的東半邊，鐮倉作為文化中心曾經起到過重要作用。而隨著武家的沒落走向衰頹，終究未能再次複興，這也說明其作為都市，還未能獲得足以自立的生活能力。
與之相比，各地的所謂“禦城下”,盡管最初是出於非自然的軍事戰略上的需要而強行集聚人口形成的，但之後卻往往能夠繼續成長。即使形勢變化，作為其支柱的“大名”①棄城而去，隻留下勢單力薄的一部分士族徒羨往昔，大多數都市也不至於凋敝湮滅。也許社會已經煥然一新是一個理由，而既然能在三百年漫長的時光中得到守護、獲得發展，擁有這樣獨立成活的能力似乎也不奇怪。可實際上，真正的理由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比起大名或是士族，周圍居住的農民成為真正支撐著“禦城下”的力量。各藩越是規模巨大，距離中央路途遙遠，其屬民越是將各自的“禦城下”看得如同都城一般重要，在外人麵前自我炫耀這一風尚也越是盛行。換句話說，作為地方割據的餘勢，小文化中心數量增加，於是各地的屬民如同當年其先祖獻身皇都建設一樣，首先努力協助完成身邊新都市的建設，期冀其繁華而不惜犧牲自己。認為這是因為權力的強製，所謂奴役壓榨的結果，至少與日本都市的曆史不符。其結果是否有益另當別論，但若非農民的協助，大多數城市將無法成長如斯，也難以存續至今。
現在所謂“市”的三分之二以上，以及所謂“町”的過半數，都是在幾乎同樣的經曆之下，逐步形成新的都市的體態的。這些都市要想獲得獨立的地位，勢力足以與四周的村落抗衡，應該說條件還略顯不足。一方麵，除了過於膨脹的極少幾例，其他多數的舊城下町，如今尚在改造途中，不僅對地方文化尚未做出任何貢獻，即使作為消費城市，也未能發展完備以盡其責。而其發展所需的人力與資材，除了向與之有著長久關係的各村謀求，並無其他可以仰仗的途徑。另一方麵，農村如果其力量有所剩餘，除了用在近處的都市，也並無其他更為有效的出口。加之如前所述，都市與農村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因此，將都市與農村視作對立關係，認為應當互相控製、互相防備之類的想法，至少在日本，還為時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