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揆”一詞在《太平記》①中是指小規模的武士聯盟。僅憑所謂“小名”的區區武勇，難以期待在野戰的進退中取得功名，因此在發生戰事之時就會這樣約定同進共退，很多人都是這樣理解的。但如果不是平日生活上的利益關係已經將他們引向了親和，那麽動亂也許更是相互侵犯的絕佳機會。武藏的私黨讓人想象他們有著血緣上的起源。即使並非如此，也應該早就有著通婚之類的交際，除了土地鄰近，還有著讓他們不得不團結一致的社會理由。相鄰的兩個村落屬於不同領主的情況自不必說，即使在同一個領主之下，一般也是爭執不斷，或是相互對抗的。感覺到孤立的無力，或是事業的困難，進而嚐試將“揆”①合“一”,應該是出自各自的經驗，並沒有外部者的命令或是推動。因此，相互關係也是對立平等的。對於在現代農村新的經濟情況之下其意義得到承認的組合思想，我們的祖先也並非全然無學無知。
然而多數民族記錄是伴隨學問而生的，學問則一般成長於具有中心的結合之內層，因此記錄的目的主要在於明確上下本末關係，而多數民眾橫向的對等交際，作為曆史事實並未受到深切的關注。族製、婚姻這樣重要的社會事實，雖百代更迭也難以弄清其特色，算是其中的顯著一例。“一揆”這個有些生僻的詞偶然得到保存，但最終其意義僅限於以竹為槍、以草席為旗的農民暴動，這在今天是頗有興味的回顧。“一揆”被視為令人害怕的治安擾亂之前，百姓雖然身份低下，但已經有了相互通謀、結為黨徒的方法，其必要性也已經得到承認。隻是往往難以與地方既有的有序團結兩立，經常受到壓製，於是其顯露的形式也逐漸變得過激。“百姓一揆”有著值得悲歎的豐富的失敗經曆，不知道最近的研究者們是否對這一點進行過分類，那些隻是為了保衛某種共同利益而發生的，中途尤其跌宕較多。而謀主運籌帷幄，各村有實力者大力支持，最終能夠基本貫徹初心的，其人員構成頗為複雜，動機也不適合稱為“一揆”。正如丹治直實①作為私黨的首領威名遠揚，其實也是一種“親方”式作業，其成功很多時候隻不過是因為新的第二階段的結合為之提供了方便。農民平時沒有經過訓練，而且過於習慣舊式的統一，結果就是其多數的力量如此容易為他人所利用。這種弊害也影響到了今天和平的政治“一揆”。人們在歡呼多數的勝利之際，往往忘記了當初的目的已經發生了改變。甚至有將盲從雷同視為團結，隻是讓少數幹部中飽私囊的例子。而且因為本來的名義是平等，所以與從前的第一種團結法相比，難以期待獨斷專行能有更好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