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我們要進一步考察古希臘世界之所以腐化的深層意義，並且不妨指出那種腐敗是使自己獲得解放的主觀性。我們看到主觀性發生在各種方麵。思想這種內在的普遍的東西威脅了希臘的美的宗教，個人的熱情和放縱威脅了國家的憲法。在一切事情中理解自己和表現自己的主觀性，威脅了整個直接的局麵。在這裏，思想表現為腐敗的原則，即實體的道德腐敗。這是因為它促成了一種對峙，並在本質上使各種理性原則抬頭。①
黑格爾在1807年《精神現象學》的“自我意識的自由”一章中闡述了相似的主題。這一章的副標題是“斯多亞主義、懷疑主義和苦惱的意識”②.
伊壁鳩魯未被包括在這一章中，盡管在這裏，黑格爾指出，抽象的個性是“苦惱的意識”的溫床。這個獨立存在的“我”導致個人的孤立，導致個人從共同體中分離出來。這種隱遁是“苦惱的意識”或離開城邦的主體形成的原因。
正如黑格爾強調了智者學派抽象主觀性的破壞性傾向，他也強調“智者”或“智慧的人”缺乏社會榜樣的行為。“智者”的行為範式是有缺陷的，因為智者學派將私人看作自身獲得了自我滿足的美德的典範。黑格爾認識到，智者學派對雅典文化特別是在教育領域具有重要貢獻。但是，他反對將“智者”描繪為英雄。將自己從曆史的潮流中孤立起來的單一個人不是英雄。亞曆山大大帝、愷撒、馬庫斯·奧裏利厄斯是曆史的偉人，因為他們是“理性的狡計”的使用者，而不是精神世界的否定者。
黑格爾對“智者”的估量影響了他對蘇格拉底的評價。這位雅典的天才牛虻的存在並不是問題，黑格爾提出的是對蘇格拉底審判，即雅典城邦的倫理實體與蘇格拉底個性之間衝突的冗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