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蘇為師”是新中國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基本取向。早在1945年，毛澤東講過：“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①1949年10月，劉少奇指出，“蘇聯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隻有從蘇聯才能學到這些知識。例如：經濟學、銀行學、財政學、商業學、教育學等”②。1949—1950年，《人民教育》發表了凱洛夫《教育學》部分章節的中文翻譯稿，並認為凱洛夫《教育學》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巨著”,於是，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學習凱洛夫《教育學》熱潮。列寧在《俄共(布)黨綱草案》中提出“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奠定了“教育是上層建築”的理論基調。1951年，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翻譯引介後，引起學者關於教育本質問題的爭論，焦點是教育的特點是什麽,屬於什麽範圍。這一時期我國教育學基本上以蘇聯教育學著作為模本。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教育學者發表的論文、出版的著作，以及編撰的教育詞典等，很少探討教育的本質問題，以及其他各項教育活動的本質問題。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為例，從第1卷到第25卷，幾千篇教育論文，僅有一篇論及“教育本質”問題，這就是鄭宗海在第24卷第4號上發表的《教育改造聲中對於教育本質之探討》一文。①從1949年前出版的大量教育學著作來看，除了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1930)外，還有論及教育及其他教育概念或活動的本質問題，如張子和的《大教育學》(1914)、範壽康的《教育概論》(1931)、吳俊升等的《教育概論》(1935)等。這種情況也反映在教育詞典的編撰中。從最早的由京師譯學館印行的《教育詞匯》,到1928年由餘家菊等主編的《中華教育辭典》,直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出版的教育辭典，都沒有收集有關教育本質的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