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可以說，創構一個把自身設定為存在，並意識到自身存在的觀念的王國，成為一個需要麵對的問題。這個王國的創構者自然不是鮮活的生命個體，而隻是世界精神。進而，如何顛覆自基督教形成以來就一直主導著世界，並把自身預設為唯一存在的精神的自我，也成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費爾巴哈致信黑格爾，1828)當東歐共產主義在多米諾骨牌理論的反向形式中紛紛倒台的時候，一股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被西方政治理論家忽視的政治思潮，一下子又走上前台，成為關注的焦點。這就是，那些中、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將具有描述性和規範性的“市民社會”概念引出理論的地平線，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由此再度複興起來。作為植根於資產階級政治自我宣言(對立於封建獨斷主義)成熟時期的理念，市民社會在20世紀幾乎處在一種被廢黜的境地當中。被瓦克拉夫·哈維爾、亞當·米切尼克等持不同政見者作為抵製蘇聯威權政治的武器激活之後，市民社會討論的旨趣就一直定位於用社會對抗國家、用社團對抗強權、用多樣性對抗同一性、用文明對抗粗暴、用說教對抗壓製。在東歐範例的強烈影響下，一股“回歸市民社會”的浪潮同樣在西方政治理論家中湧現。不過，這股浪潮的湧起，同時也係於西方政治理論家的這樣一種欲求，即如何使西方自由民主的市民生活走出官僚化和國家主義的困境，進而贏獲新的生存空間。①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東歐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挫傷已無可爭議地揭示出市民社會概念中的歧義與困難，但這一社會政治理念在西方政治領域還是展現出非同尋常的魅力。
在市民社會作為一個規範概念以及作為一種論辯的武器得以複興的過程中，那些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西方的政治理論家，都不約而同地求助於從洛克到潘恩、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理論傳統。在橫跨不同理論傳統的寬廣視域中，“市民社會複興”自然會(並且也已經)根據討論者的定位獲致其不盡相同的意涵。新自由主義者僅僅將市民社會與自由市場經濟勾連在一起，社群主義者將市民社會視為社會共同體之構建與擴大的領域加以對待，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將市民社會看作是民主進程的據點，包括政治國家、經濟、工廠、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社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