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19世紀三四十年代早期辯論的時候，曆史學家立即遭遇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複雜境況，即19世紀早期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根本不能與那個時期神學和哲學的討論分離開來。或者更直接地說，集合在市民社會問題上的那些事物——社會和國家、個體和群體、經濟和政治、私人主體和公眾市民、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等的關係——與宗教問題是緊密關聯在一起的。這一點之所以成立，不僅僅是因為黑格爾自己明確地將他對市民社會的描述連接到他對基督徒，或者更具體地說，對新教徒人格之發展的說明上；也不僅僅是因為19世紀早期德國新教徒和天主教政治組織強**會和國家之間保持一種緊密的關係。這一點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市民社會問題，正如在今天所呈現出來的那樣，在根本上是與國家權力之本質問題直接相關的；這一問題(指國家權力之本質——譯者注)又在“王權”“市民”和“主體”等形式多樣的角色中依次發展為關於自我之本質這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在19世紀早期基督教德國的語境中，這個最基本的政治問題是在當時神學和哲學的爭論中提出來的。
對19世紀三四十年代早期市民社會話語中神學、哲學和政治學交疊共在之領域進行恰如其分的認識和把握，可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馬克思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判，也有望更加鮮明地突出青年黑格爾主義在政治問題上的理論特征。將青年黑格爾主義與跟政治無關的神學和形而上學批判結合在一起，部分地來看是馬克思使然。例如，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最重要的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評論，就是這種情況。即使在稱讚費爾巴哈的立場之上，馬克思也抱怨他“過多地強調自然而過少地強調政治”①。或許激進的費爾巴哈是處在他特定的領域裏進行知識的求證，然而在馬克思看來，他的政治意誌已在對作為人本主義之紐帶的“愛”的訴求中耗盡。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反複地批評費爾巴哈對政治的漠視以及對宗教和神學研究的鍾愛，恩格斯在1886年《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則抱怨他隻是一個聖徒。②通過雙重術語——“自然”或者“政治”,“神學”或者“政治學”——來對費爾巴哈進行評判時，馬克思隱晦地指出這些話語是二分的。他確切地知道這些話語交疊在一起的重要意義，正如他對“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所進行的著名評論所表明的那樣。然而，有一個問題太容易被遺忘，即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將批判的視野從形而上學和神學決然轉換到社會、政治學和經濟學，以及將自己與黑格爾主義前輩們區分開來，實際上是要以直接相反的話語來發言。這樣一來，真正與反神學黑格爾主義者們分道揚鑣從而進行自己的社會經濟學的批判之後，馬克思宣稱宗教的批判“已經結束”③,視線由此轉向政治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