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圍繞自我的這些問題是在針對人格之本質的廣泛辯論中形成的，即便這樣的辯論在當時是神秘的，並且在19世紀早期德國的思想史上也顯得主題相對模糊。對於當時的神學家和哲學家而言，忽略關於人格的問題一定是令人驚奇的，因為這與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直接發生矛盾。在本書中，我力圖重新論證關於人格之原初辯論的效應，進而論證它對於19世紀激進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之發展的重要意義。我的研究建立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上，即將人格的主題從學術研究的外緣移植到中心，可以闡明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的黑格爾派成員的政治和社會理論，進而可以推進我們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即在德國1830年到1848年這一段極其重要的曆史時間內，哲學和政治話語是如何在理論上發生衝突，又如何轉型的。
因為關於人格的爭論已然成為19世紀30年代宗教、社會和政治研究最為重要的交叉點，所以這也為我們嚴肅的學術討論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據。正如溫和的黑格爾主義者卡爾·路德維希·米希勒在1841年論述的那樣，“關於上帝之人格的討論已經主導了最近十年哲學史的發展”①。對於政治理論家而言，關於人格的研究也構成中心問題。在19世紀30年代因為恣意攻擊黑格爾而聲名狼藉的卡爾·舒伯特，認為人格問題與普魯士國家的最高原則同等重要，普魯士國王對此觀點也樂於認同。②1841年之前，其他溫和的黑格爾主義者曾經宣稱，人格對於普魯士政治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①無論是在黑格爾主義者還是在非黑格爾主義者那裏，宗教層麵上的人格理念實際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和社會意義。
在革命混亂數十年之後重建政治、社會和宗教秩序的社會語境中，保守主義者不約而同地從神學轉向了政治神學，並在上帝的個人理念中發現了君主對於國家的個人統治權。而且，人格的觀念成為市民社會討論的重要基礎，這是因為人格正是現代社會財產概念的中心問題。德國的政治神學在政治重建時期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強有力的“三位一體”的結合，這就是吉恩·貝斯克·埃爾斯坦在近來的研究中描述的“至尊的上帝、至尊的國家、至尊的自我”②的結合。黑格爾主義學派在19世紀20年代無論怎樣結為一體，在30年代還是走向了崩解。保守的黑格爾主義者重申上帝、君主和財產主之間的關聯，而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卻逐漸走向了對基督教人格理念的消解帶來的整體性結果的倚重。如此，青年黑格爾派對基督教個人主義的排拒，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他們反對宗教、君主製以及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鎖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