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爾派之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將宗教、政治與社會問題統一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統一是理所當然的。這不僅對於許多德國青年知識分子置身於其中的特定的黑格爾主義哲學亞文化來說如此，對於德國的新教和天主教這樣的更大的文化來說亦複如此。左派黑格爾主義者要麽直接地闡述這種更大的基督教文化，要麽通過與這種文化自己指派的發言人的結盟來為之。如果假定他們或者他們意向中的聽眾並沒有認識到宗教與政治在其著作中的交織，那麽這將是荒謬的、具有誤導性的。如果我們想要理解1830—1843年(馬克思在此期間對黑格爾進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並且也闡釋了倫理社會主義的觀點)進步的黑格爾主義者的政治和社會思想，我們就必須重構修辭與意識形態的語境，在這樣的語境中，他們闡述的概念可以重新獲得其所當有的種種意義，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①因為我不主張僅僅根據一種無所不在且不顧及異質性的壓倒性語境②將他們的著述詮釋為一種意義，所以我著重強調研究中的意義的複數。我的目的不在於宣稱，像費爾巴哈等思想家的宗教和哲學著作，都應在語境的解釋中被指認為政治著作。實際上，甘斯、盧格、赫斯主要是政治思想家，但費爾巴哈卻不是。費爾巴哈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宗教哲學和廣義上的哲學人類學的領域。然而，對於費爾巴哈來說，宗教學和哲學的研究又是和政治問題關聯在一起的，這恰恰是需要去揭示的內容。主要借助於傳記或者對文本的封閉性解讀，是不可能將這些內容揭示出來的；相反，語境的思路可以達至這一目標，因為這樣的思路將會把費爾巴哈以及其他批判的黑格爾主義者指涉的所有內容都還原出來。正如這一點所呈示出的，我的研究就是要將不同話語之間以及這些話語同思想、文化、政治之間的意義關係詮證出來，而不是簡單地用“因果關係”的方式對其加以說明。①這樣一種語境之所以要從或多或少的相關性語境中被凸顯出來，就是為了說明19世紀30年代激進的黑格爾主義那些曾被忽視遺漏的方麵，而這些激進的思想家恰恰就是置身於這樣的語境當中。這種語境將特定的問題和內部關係呈示出來，並且也使界定這些問題的方式定格下來。當這些德國知識分子作為參與人助推了這種語境的形成的時候，他們其實也就深受這種語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