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邁耶在他的一篇代表性論文中指出，19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宗教與政治鬥爭，在宗教改革以降的德國曆史上最為激烈。①邁耶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黑格爾哲學產生的頗具爭議的影響而得出的。19世紀20年代通常被指認為黑格爾主義一統天下的時代，但如果我們沒有看到黑格爾主義在黑格爾支持者之外還麵對多種對立的力量，那麽在理解19世紀早期的思想史時難免會有很多疏漏。黑格爾主義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受到了種種攻擊，這一點現在看來並不足為奇。畢竟，黑格爾主義名聲之隆定會招引其敵手公開與其對峙，無論這是出於由細微的思想差異而導致的憤懣與不滿，還是出於這樣一種真誠直覺，即公眾對敵手的承認提升了論辯的重要性。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黑格爾主義的爭論也折射了德國尤其是普魯士的一般思想狀貌。
黑格爾主義的爭論或許會被看成康德18世紀80年代革命性地重新界定哲學任務以來德國哲學激烈論辯的頂峰和終點。康德哲學對18世紀晚期的德國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麵是通過
《文學總匯報《德國普通文庫》等主流媒體對康德觀點的播散而產生的；另一方麵是通過康德與他的眾多批評者之間的對話而產生的，這些批評者也包括支持啟蒙價值的“主流哲學家”①。圍繞康德的辯論很快就變成對他的超越：借著席卷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戰爭的曆史帷幕，卡爾·萊因霍爾德將康德批判的理想主義植根於一種更加完備的精神理論之中；弗萊斯從人類學的角度對康德的觀點進行了重新闡釋；費希特將康德主義重新設計為一種主體自由的激進哲學；謝林竭盡全力地將費希特的方案提升到一個更為激進的新的自然哲學的層麵上；許多浪漫主義詩人則從康德那裏捕捉到可以運用於藝術和社會生活之自由構想的鮮活靈感。所有這些不過是在十幾年的時間內就已經發生的。與此同時，雅克比對哲學的理性主義進行了批判性回應，這表現為對從笛卡爾、斯賓諾莎到萊辛、康德和費希特的現代哲學之聖言的斥責。從18世紀9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革命、戰爭以及君主製的複辟籠罩著整個歐洲。在這幾十年的時間內，圍繞上述思想事件而產生的公眾對哲學的興趣表現得異常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