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1832年曾指出，泛神論是“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我們的藝術大師的宗教……泛神論是德國的公開的秘密”③。其他人也對這一公開的秘密進行了公開，雖然更多的是對其進行指責而不是讚賞。①與圍繞黑格爾宗教和政治哲學展開的辯論相比，一切都顯得暗淡。雖然這種辯論已經以最直接的方式繞開了內在的、超越的上帝概念中的長久對立，但在《精神現象學》這本在一些批評者看來是謝林自然哲學的延續的著作出版之後，黑格爾還是被指控為泛神論者。然而，這樣的指控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自18世紀晚期泛神論鍛造了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智慧以來，有關於此的論題就已經內化到了德國的思想生活當中。關於泛神論的爭論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不僅是因為它使後來被黑格爾所運用的語言得以形成，而且也是因為它使黑格爾以及其他後康德主義唯心主義哲學家糾正和超越康德成為可能。
泛神論將一個世紀以來德國學術界和宗教界對斯賓諾莎的攻擊推向了**。在貝舍看來，斯賓諾莎的理性主義和他對良心自由的追求，讓他成為“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德國啟示先鋒”②的庇護神。這些特點也使“阿姆斯特丹可憎的猶太人”成為幾代德國保守主義者泄憤的標靶。雖然斯賓諾莎的少部分作品得到了較大程度的重視，從而他也在一定範圍內享有一些盛名，但抨擊斯賓諾莎已經成為青年人進入宗教和學術界的必備環節。從不同角度對斯賓諾莎發起的攻擊，首先指向了他用作為無限宇宙之本質的嚴格的理性的上帝概念來取代賦予人性的上帝概念之行為。在將上帝界定為宇宙之自然及其法則之後，斯賓諾莎在其《神學政治論》中用同樣的理性精神來分析、批判《聖經》以及對《聖經》的種種解釋。通過大膽地宣稱《聖經》並非是神啟的產物而是曆史和文化的產物，斯賓諾莎強調：“《聖經》對理性絕不加以約束，與哲學絕無相同之點，其實際上與哲學站在完全不同的立腳點上。”①哲學推導出的是神的或者是無限的自然，而這僅僅通過理性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