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同誌恢複中央領導工作，並親自負責科學和教育兩大領域。他對教育戰線上長期禁錮人們思想並成為人們沉重的精神包袱的“兩個估計”率先進行批判，指出“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要教育工作甩掉“兩個估計”的包袱。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報》和同年第12期《紅旗》雜誌發表《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一文，教育戰線上拉開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帷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更高、更普遍的原則上為解放思想開辟道路。
隨著我國政治局勢開始重新穩定，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始進行相應的撥亂反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從宏觀層麵對教育學相關研究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檢討，並達成了共識。教育學研究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依據，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對待教育學的古今中外問題。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會議討論了1978—1985年的《全國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了教育科學研究的方向和任務，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學研究基地的初步設想，以及盡快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教育科研隊伍的要求。會議還提出了解放思想，衝破禁區，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明確提出了教育科學體係問題。①這次會議標誌著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我國教育學學科體係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教育學經曆了新時期通過多種途徑學習與引進外國教育學的浪潮。這次浪潮使相對於西方教育學而言封閉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教育學界重新睜眼看世界，看到了自己的貧乏、僵化和差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學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教育評價學、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量學、教育研究方法等得以恢複。與此同時，從作為一門學科的教育學中分解出來的教育概論、教學論、德育原理和教育行政、學校管理學等多門學科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從而在內容更新的同時，使教育學學科呈現出由多門科目構成的學科群的結構形態。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的這一次學習、引進熱潮，對中國教育學界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它所產生的效應首先是打破了學科領域的僵化與貧乏化的狀態，使教育學作為一個學科群重新呈現出生氣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