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路易·阿爾都塞在一係列論文中對“人道主義的”“曆史主義的”馬克思闡釋進行了正麵抨擊。他認為，這些闡釋本身以災難性的方式侵入到共產主義運動中。在這些論述中，“科學的馬克思”的形成及其與早期哲學著作的分離具有決定性作用。與此緊密聯係的是，煞費苦心地構建馬克思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之間徹底的不相容性，闡明馬克思的“科學發現”——與他本人的（如阿爾都塞所認為的，建立在自我誤解基礎之上的）說法相反——似乎“與黑格爾毫不相幹”。在那裏，阿爾都塞一再被迫把促使“成熟的”馬克思與“尚未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青年馬克思”割裂開來的“認識論斷裂”向後推延，最終隻有《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和關於瓦格納的批判被認可為是對馬克思科學的貼切表述。連《資本論》（尤其是第一卷）中明顯的黑格爾主義痕跡也令阿爾都塞苦惱不已。
阿爾都塞極其粗暴地割裂“成熟”馬克思與“早年”馬克思、黑格爾派的馬克思與科學的馬克思，是有其科學之外的動機的。在戰後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對早期著作的闡釋一度成為學者（特別是未加入共產主義政黨的那些學者）的領地，與後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對派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這些學者一再發揮早年馬克思的批判人道主義來反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不人道現實。另一方麵，恰恰還是這些作家，事實上很少理睬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核心——“政治經濟學批判”，從而通過這種方式把馬克思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道德說教者。與此同時，“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一時也沒有為急需思想食糧的讀者提供什麽有益之物。因此，當一些共產主義者（不僅在西方）也開始研究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便——與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反對派”思想家相反——強調馬克思的批判思想運動的統一性時，路易·阿爾都塞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特征”可能會淪喪這一危險。因此，他的目的是，反對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簡化為道德的社會批判和人道主義人類學的做法，強調馬克思的代表作以及“曆史唯物主義”真正科學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