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家來說，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並不是什麽學術問題。正如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本質的認識紛繁多變一樣，這一學說與最為重要的哲學“先驅”的關係，也必定是由形形色色的見解所決定的，而這些見解也至少間接地具有政治意味。如果你告訴我，你是如何規定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係的，那麽我就會告訴你，你所選擇的是什麽樣的馬克思主義——人們可以套用費希特的名言如是說。這不僅適用於斯大林主義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仇視黑格爾情緒，而且也已然適用於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及其最為激烈尖銳的批判者——列寧。從特殊的角度看，關於馬克思與黑格爾關係的認識的嬗變史，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史。
另一方麵，這個問題也有純粹的哲學史的一麵。卡爾·馬克思的大量早期著作都是在晚近時期才從他的文獻遺產中發表出來的，正是在這些著作中，人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馬克思與黑格爾的疑問以及問題的提法之間處於怎樣緊密的聯係中。[1]然而，對黑格爾早期著作的研究也為這種曆史評價的改變做出了幾乎可以等量齊觀的貢獻。這一研究肇始於諾爾（Nohl）整理的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1905年），一直延續到霍夫邁斯特（Hoffmeister）編輯的頗具啟發性的耶拿時期論文集（1931年），它使得黑格爾一直以來為人們所忽略的、不為人知的方麵展現了出來。由此，這位思想家對現實的極大貼近以及實踐的意圖才真正被人們所辨識。如果說，在早期神學著作中，黑格爾所關注的是基督教的“實證的形成”問題，以及基督教與希臘城邦所特有的、生動活潑的“人民宗教”之間的對立的話，那麽耶拿時期的著作則清楚地表明了黑格爾對現代國民經濟學（詹姆士·斯圖亞特和亞當·斯密）以及對社會和法的問題的深入研究。基於對這些早期論文與手稿的認識，人們也就能夠對較晚近的論著做出全然不同的、更為恰當的闡釋。當然，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這種可能性幾乎無人問津——如果撇開格奧爾格·盧卡奇不談的話，但盧卡奇通常隻是被極其有保留地視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