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受到黑格爾依據一定的邏輯規則而將一個概念發展至另一個概念的哲學方法的影響。但是，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究竟學到了什麽？我們要在體係辯證法與曆史辯證法之間做出區分：前者是一種將既定總體的內在聯係展示出來的方法，後者是一種將曆時性過程的各個發展階段之間的內在聯係展示出來的方法。這兩種方法都可以在黑格爾那裏找到佐證。恩格斯解釋的問題在於他混淆了這兩者。因此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的敘述方法（mode of exposition）雖然是邏輯性的，但由於它僅僅剝離了“令人不安的偶然性”，因而無外乎仍是曆史性的方法。特別是，通過這種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的方法，發展的每一個要素都“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2]得到考察。然而，要素到底發展到哪一點上才具有它的“典型性”呢？為了回答這一與商品有關的問題，恩格斯宣稱，在《資本論》第1卷的開頭，“馬克思……從被他當做曆史前提的簡單商品生產出發，然後從這個基礎進到資本”，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他可以“從簡單商品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在概念上和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經在資本主義下變形的商品出發”。[3]
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讀：真相是馬克思終其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簡單商品生產”這一術語。同樣可以確定的是，他也從沒有把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商品看作次生的和派生的形式。[4]在《資本論》三卷中，“簡單商品生產”這一術語僅僅出現在第3卷，但那是經恩格斯編輯後才在文章中提到的，而且恩格斯自己在一個注釋中也提醒我們這一點了。[5]對比恩格斯的修改稿和馬克思本人的手稿現在看來是可能的，因為馬克思的手稿已在新版MEGA（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出版。可以明確的是，整個段落都是恩格斯插入的（正如下一頁關於資本的“曆史使命”那一段一樣）。[6]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所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和“簡單商品生產”的區分基礎上的，然而這個方法卻源自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7]但是，自從恩格斯的權威賦予這個觀點以真實性後，它就影響了諸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直到最近的曼德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