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斯大林一樣，格洛普在這裏采用的是神秘的固定本質，這些本質被變成了思想史的神秘主體，並且以古波斯人的野蠻粗暴相互仇視敵對。因此，“一切”進步都和唯物主義聯係在了一起；與此相反，反動和非人性則隻和唯心主義相聯係。人們隻要對政治哲學史匆匆一瞥，就能認識到這樣的一種對比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格洛普試圖盡可能完全不提及黑格爾的影響來重塑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機械地理解為（法國）唯物主義向曆史和社會的“擴展”，在這種擴展中，辯證範疇的運用被證明為是必然的。
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通過它在社會中的運用，以及通過自然科學的進步）導致了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唯物主義辯證法以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
因此，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決定性“對立”並不像人們可能假定的那樣表現在辯證法從純粹靜觀轉向行動的實踐形成中，而是表現在以“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出發點，並且隻是把它擴展到一個更廣闊的、迄今為止還沒有或者至少沒有被唯物主義充分認識的領域。格洛普在多大程度上擴大了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差距，他就在多大程度上縮小了18世紀“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區別，並且把它變成一種純粹量的區別。格洛普認為，雖然馬克思起初隻是具體地闡述了曆史唯物主義，但從體係上看，辯證唯物主義在那裏已然成為基礎，而馬克思的曆史哲學隻不過是把這個普遍的理論應用到了特例之中。雖然格洛普承認，一般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及其在自然中的應用主要可以在恩格斯那裏找到，但他拒絕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局限於社會曆史領域，並且憤怒地視之為危險的“左”傾傾向。他的論證最終的、秘密的根源在於，斯大林要求一種無所不包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因此就連馬克思也不能有其他想法，盡管他本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發展其理論的所有方麵。這種目的論哲學史的無意識的唯心主義，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