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自從恩格斯針對杜林的批判（1877—1878年，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發表以來，人們才談到了一種關於無產階級運動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但是後來，特別是俄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試圖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尋找這種世界觀的萌芽和闡述。基於這一目的，斯大林毫無顧忌地把一些相關段落與上下文任意割裂開來。[24]雖然恩格斯（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有教養的人）向來都對自然科學問題興致盎然[25]，但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擴充絕不是出於“內心衝動”，“恰恰相反”，他在舊序中寫道：“我的朋友李卜克內西可以為我作證：他曾經費了多少力氣才說服我對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評析。”[26]
促使這部關於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主要著作產生的，顯然是黨在策略上的動機：不應該“在如此年輕的、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黨內造成派別分裂和混亂局麵的新的可能”[27]。杜林的著作竟然在無產階級範圍內大受歡迎，這表明了人們對普遍的世界觀問題的明顯興趣。因此，當這種興趣不能通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家本人而得到滿足時，就會出現工人階級為其他流派所爭取的危險，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在曆史經濟分析領域占據優勢。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考慮至少必須看起來是這個樣子的。理論在世界觀方麵的擴展是意識形態領域競爭的產物。然而，每一種競爭都會導致競爭對手之間的某種相似性。正如馬克思隻能通過關於終極的思想以及對這種思想方法的絕對化來克服黑格爾一樣，恩格斯也隻能通過趕超杜林或海克爾，才能克服他們。令人驚訝的是，意識形態的揭發在這一批判中根本沒有扮演任何角色。[28]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對手在任何地方的不確切看法和錯誤觀點都不能被歸結為受階級條件局限的認識方式的特定屬性，如果人們願意“小資產階級地”撇開偶爾出現的合適之處不談的話。與此相反，恩格斯的批判首先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更確切地說，運用辯證邏輯——正如在《哲學全書》和《大邏輯》中所寫的那樣——作為評判的標準。於是，盡管對青年馬克思來說，《精神現象學》是闡釋和聯係的重點，可是現在，老年黑格爾取代了青年黑格爾。當然，恩格斯還是像馬克思那樣，一如既往地把“黑格爾的體係”拒斥為“唯心主義體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從自身出發去尋找一個體係。雖然恩格斯在舊序中寫道：“……我根本不想以另一個體係來同杜林先生的體係相對立……”但兩頁之後他就強調：經驗的自然科學必須按照其內在的聯係進行整理，在這裏，隻有理論（哲學）思維才管用。辯證的範疇在這一任務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辯證法卻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