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和馬克思明白，他們的曆史闡釋隻有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中才成為可能。他們絕不會把他們的認識從根本上歸結於自己的遠見卓識，而是首先歸因於自己所處的得天獨厚的曆史情境。對黑格爾而言，這個時代的獨特優越性在於，從此時開始（繼萊布尼茨、康德、費希特和謝林之後）有可能把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啟示概括綜合到一種“絕對知識”之中，這種綜合使理性與現實的調和成為可能。對馬克思而言，在這個時代，一方麵工業資本主義按照曆史發展趨勢生產出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統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學）和世界社會；另一方麵世界範圍內的、潛在地團結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形成了，這使得把迄今為止的曆史解釋成（不自覺的、無意識的）為世界革命創造先決條件成為可能。黑格爾與馬克思明白，他們的思想不再可能是“在思維中得到理解的他們所處的時代”，盡管馬克思在這裏批判地補充說，這種從剛剛形成的產業工人的階級立場出發所做的思想概括，看起來必定不同於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所做的思想概括。
為了說明曆史發展的動態進程，黑格爾把立憲製自由與變為智慧的哲學這二者在曆史上的完成過程追溯到以希臘為典範的歐洲曆史之初。對黑格爾而言，（人、國家、宗教和哲學的）“概念”和它們各自的（與之不相適應的）現實之間的張力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黑格爾在《哲學史》中明確指出，他把當時歐洲現實的“發達狀況”作為論述希臘城邦及其哲學的批判性基礎。古代奴隸製與歐洲的自由觀念是不相容的。“我們假定歐洲有一位君主，隻按照自己的意誌恣意妄為。如果他冒出了這樣的想法，要使他的一半臣民成為奴隸，那麽我們就會意識到，這是絕對行不通的，盡管他可以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每個人都知道，他決不能成為奴隸；他把這看作是自己的本質存在。雖然我們總是一成不變地睡覺、生活、做官；但我們知道，這隻是暫時的；這不是我們的本質存在，當然更不要說做奴隸了。”[11]稍後不久，黑格爾又寫道：“但是順便提一下，在希臘，現實的自由還受到一種局限性的製約，因為如我們所知，希臘還存在奴隸製；如果沒有奴隸，自由的希臘各城邦的市民生活就不能存在。”[12]黑格爾通過把“精神概念”置於曆史（至少是歐洲曆史）發展的源頭，從而使得作為精神向自然現實“滲入”的曆史變得易於理解了。在曆史的（本質上被實現的）終點，不僅在按照憲法治理的君主製國家中實現了公民的自由，而且也達到了哲學理性與天啟上帝的調和。“當今的世界精神就是精神從自身中創造出來的概念，這個概念維持並統治著世界，它是6000年奮鬥的結果，是精神通過世界曆史的勞作而帶來的結果，是通過這種勞作而形成的結果。因此，我們要認識世界曆史，看看哪些內容向我們描述了精神的勞作，精神是如何達到這些認識的，精神是什麽，以及這是如何在具有不同條件的領域下實現的。”[13]在《哲學全書》的導言中，黑格爾再次以哲學史為例闡明了現實與曆史之間的聯係。“對已然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哲學，哲學史有時僅僅指出一種哲學……有時則指出，那些可以為某一體係奠定基礎的特殊原則，不過是同一思想整體的分支罷了。最晚出現的哲學是前麵所有哲學的產物，因此它必定包含所有哲學的原則；所以隻要它是哲學，它就是最發達、最豐富和最具體的哲學。”[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