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對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體係”中居於核心地位的關鍵概念作一番考察，那麽黑格爾的思辨世界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根本差別就會變得非常明晰。在黑格爾那裏，精神是走向自身的整個（理性）現實的主體，正是在精神中，自然中被異化的神聖實體達到了自我意識和自我顯現。黑格爾哲學就是這個體係的神化，它通過使個體獲得與整體的自我意識（即精神）相等同的能力，從而“解放”了個體。“資本”這個核心範疇的意義則截然不同，它隻對暫時的（甚至是將被明確揚棄的）體係起著可比較的作用。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構成了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結構性地、決定性地滲透在自己的所有部分中，但這個整體並不是“絕對者”，它的辯證重建的任務並不是把在自身中出現的個體仍然有意識地歸並到整體中，而是恰恰相反：把個體（個人）從整體中解放出來。“整體是虛妄者”——狄奧多·W.阿多諾在這句話中用簡潔的概念表達了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對立。
通過一些新近的關於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方法”和概念之形成的論文[23]，“馬克思第二次轉向黑格爾”的意義變得清晰可見了。另外，《大綱》（1857—1858年）也清楚地表明了早年馬克思與《資本論》作者之間在哪些方麵存在著思想上的連續性。此外，我們知道，《資本論》三卷本僅僅是馬克思打算寫的那些內容的一小部分。在這幾卷中，馬克思為整體奠定了係統的基礎。《資本論》在辯證的論述中闡明了“一般的資本概念的體係”，然而它卻一再地把本來在這一係統化的層麵中尚不允許出現的現實情況援引為例證。馬克思本人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辯證的、係統的重建過程中插入曆史是對讀者理解力的妥協，也可能是部分地源於這樣的**，即想直接證明現象性的經驗。但是，馬克思認為，一般的資本概念體係構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包含了各個資本的種種具體表現方式、各個資本之間以及它們與國家、世界貿易等等之間的關係）的決定性的前提條件。馬克思曾偶然對庫格曼說，別人也能夠在他所奠定的基礎上來探討餘下的內容。[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