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和馬克思並沒有講授精神與社會政治機構之間片麵的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的因果聯係。在黑格爾那裏明確寫著，“人們不能說，政治史是哲學的原因，因為一根枝條不是整株大樹的原因；而是說，它們（這二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時代的精神，這是精神在某一時代的特定構成階段，這個階段在前一階段中有它最為切近的、但完全是以觀念的形式出現的原因（它的理由）。揭示這種統一性，敘述這整個成長過程，並把它看作是源自同一根源，這正是哲學的世界曆史的課題。”[34]於是，黑格爾把“一個民族的不同生活側麵”如宗教、哲學、政治、藝術等都追溯到一個根源——“時代精神”（或者在這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民族精神”）。但是，這種時代精神（以及民族精神）僅僅是一種輔助性構建，是為了闡明上述現象的統一性而創造的虛構物。馬克思對藝術、科學、經濟和政治等領域的形形色色的現象所具有的統一特征和聯係的洞見，由於黑格爾而得到強化。他提出了黑格爾其實並未予以回答的這種統一性的發生學根源問題。馬克思試圖把“時代精神”理解為經濟和社會曆史的諸多現實因素的產物，借此來超越那種僅僅對現象換個稱呼的解釋。馬克思也會讚同黑格爾的這句話：“在這裏，人們必須堅持，隻有一種精神、一個原則在政治狀態中表現了出來，就像它在宗教、藝術、道德、社交、貿易和工業中所顯現的那樣。”[35]雖然與第一段引文相反，黑格爾一再指明哲學是“城市的產物”，但如果我們更加切近地考察哲學如何看待各個時代的精神，就會清楚地看出，哲學在所有其他的具有同等權利的、並列的曆史現象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哲學最為直接地談論時代精神，哲學甚至“與時代精神同一”。哲學“並不能站在它的時代之外，它隻是對它所處時代的實質的意識，或者是對該時代進行思索所得出的知識”[36]。但是，當哲學意識到時代精神時，哲學也就超越了時代精神。哲學“按照其形式”同時超越了它的時代，因為它使無意識地表現在一切現象中的“時代的實質”本身成為客觀的內容，“此外也是一種知識……”“精神”（在某一時代）的這種“自我認識以前並不存在，因此，最初表現為形式上的差別同時也是現實的、真正的差別”。“於是，這種知識就成為在精神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一種新形式的媒介。發展在這裏僅僅是知識的形態……所以，哲學本身就是精神的進一步的確定性，它是此後在現實中出現的精神的內在誕生地。”[37]因此，在黑格爾看來，（下個時代的）更加高級的世界精神的未來“形態”，早已在哲學思索中表現了出來。但是，哲學並不能帶來這個新的時代。除了這種“內在誕生地”以外，還需要“外在誕生地”，就像青年馬克思說過的，光是思想本身力求趨向現實是不夠的，現實同時也必須力求趨向思想。在西方文化的源頭，黑格爾看到，“曾經存在於希臘哲學中的東西，實際上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現了。他把基督教視為“精神的外在誕生地”，精神的內在誕生地則是希臘哲學（主要是柏拉圖哲學和亞裏士多德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