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把我們的當代以及當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與馬克思分離開來的曆史間隔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馬克思的整個批判理論都能夠進入我們的眼簾：這不是因為它變得陳舊或過時了，而是因為對這個批判理論各個單獨部分的現實運用或者濫用的種種形式都已經破產，甚或說是必定破產，因為它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代這一批判理論的整體。因此，在我看來，哪裏的個別批判思想家與政治運動沒有組織聯係，因而也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而全身心致力於對馬克思的研究，哪裏就最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展開對馬克思全部著作的評判活動，這也絕不是偶然的。此外，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反複談到了組織上的獨立性是自由科學的必然前提這一認識，例如他在1891年4月1—2日致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寫道：“你們——黨——需要社會主義科學，而這種科學沒有發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另外，人們在複雜的整體性中理解馬克思的構想，主要被下麵的做法所妨礙，即馬克思的曆史方法首先被膚淺化為“曆史唯物主義”，然後這種唯物主義又似乎被貶低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殊的“應用案例”。正是由於被包含在“科學的世界觀”之中，卡爾·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複雜整體才不可能被恰當地認識。此外，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把馬克思構想的單個要素整合到廣大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體係中，就是同時發生的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整合到具有等級結構的、越來越鞏固的政黨機器中的表現。此後的革命改造時間越長，這個政黨機器就越會轉變成新的官僚主義統治體係的核心。當亞當·沙夫談到“個人崇拜的時代”妨礙了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應有重視時，他可能也認識到了此處所概略提及的這些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