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資本主義社會有一些烏托邦(或敵托邦)的影子，這是因為純粹資本主義社會在思想中有達到完滿的架勢，而在曆史中隻是部分地變成了現實。由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想象“理想化的”或“類型化的”使用價值(物質性),這種使用價值是價值能夠在其自身自我增殖的活動中控製的。資本的辯證法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純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從來都沒有存在過。如何把這個“烏托邦”和邊際效用理論區別開呢?後一種理論“把人類行為視為好像從一開始到結束都是在商業計算的控製之下進行的”①。按照韋伯所說的，“如果我們能夠在理論中設想一群相對較多的人……他們每一個都為了唯一一個目的，即和平地、‘最佳’地滿足他的各種相互抵觸的需要……而處理手頭上的‘商品供應’和‘勞動力’,我們就有了非常充分的條件來建構經濟學理論了”②。可以說，邊際效用理論隻是讓一個曆史趨勢在理論中達到完滿。
把資本主義理論化為個體理性的一種投射，這種方法沒有把握住資本主義的物化力量，這種獨特的力量是資本主義獨特性的規定性特征。這種方法沒有把資本主義理論化為商品—經濟的邏輯，而是個體的理性計算在自由市場上的投射。它不能理解資本的邏輯何以能夠無情地碾壓人類的其他價值，也不能理解資本的非理性特征和它的危機趨勢。
在一定意義上，韋伯確實理解了資本的物化力量，但是因為缺少資本的內在邏輯理論，他主要借助於文化來理解這種物化力量，把它視為像“精神”一樣滲透了整體的那種合理性的進展(動力)。①韋伯有一部分工作是在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差異來分析這種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之所以是存在的，是因為做決定是用“數量的、可計算的術語”②表達的。實質合理性則相反，隻有當決定是“依照某種終極價值標準(過去的、當下的或潛在的終極價值標準)”③做出的，它才會出現。韋伯斷定，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這是因為，形式合理性與正義問題完全無關，實質合理性則或許會犧牲經濟效率，而經濟效率與形式合理性又是匹配的。④例如，“盈利狀況在形式上確實是一個理性範疇，但是正是由於那個理由，它和實質的假設是無關的，除非在有充足購買力的市場中可以感受到這些假設”⑤。韋伯在別的地方寫道：“下麵這個事實，在資本會計中形式合理性的最大值隻有在工人被企業家支配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在現代經濟秩序中，這是實質不合理性的一個更加明確的要素。”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