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經濟學需要澄清：(1)資本主義經濟學特有的本體；(2)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基本變量的物化特征；(3)把經濟學的不同領域層次化；(4)在理解過去的經濟物化，消除未來的經濟物化並把經濟社會化的時候，如何思考經濟和社會的關係。
韋伯的貢獻與其說是在方法論領域，不如說是在比較曆史社會學的實質研究中——尤其是他的《宗教社會學》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在這些作品中，他采取比較結構分析的方法研究各種形式的集體意識。隻有在曆史的知識背景中，我們才能夠最好地理解他的著述的很多獨特性，例如，他在發展唯意誌論的行動理論時，這個背景啟發他把他自己和德國曆史學派區別開來，後者深受黑格爾主義的影響。
盡管韋伯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和黑格爾的本質主義決裂了，但他並沒有在每一個方麵都和黑格爾決裂。例如，和實證主義相比較，韋伯和黑格爾就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即使這些相似之處並不深遠。又如，他像黑格爾一樣采用內在的觀點研究大尺度的曆史。他研究在曆史中像物質力量一樣起作用的觀念和“精神”,盡管他的曆史分析比黑格爾更加唯物主義，韋伯和黑格爾至少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的。最後，盡管韋伯從來沒有建構一套本質主義理論——這裏說的是像盧卡奇的“物化”那樣成了整個理論的中心的本質主義，但是他執著於理性化，這讓他的思想帶有一定程度的本質主義。
很多研究者都曾經表揚韋伯的懷疑主義，表揚他拒絕建構一般的理論，表揚他啟發式地使用概念。當然，如果一種方法能夠避免把理論和概念物化，那麽它確實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要說的是：在韋伯的一般表述背後，其實暗含著某種理論，而且假如他更加明確地發展這種理論的話，他的思想將會更好地把握世界，從而在接受或排斥別的理論時有更多的根據。韋伯既反本質主義，又有些許教條主義，這似乎相當特別，但是正如我在後麵證明的，這兩者幾乎總是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思想家越是反對本質主義，他或她在對事件和它們的內在聯係做出論斷時的根據就會越少，他或她就越不可能發展出任何形式的必然性理論——不論是關於對象的必然性，還是關於對象的思想的必然性。隻要人們對什麽存在這個問題沒有做出實質的論斷，而隻是批判那些這樣做的人，他們就沒有切中問題。然而一旦那個人做出這樣的論斷，它們看起來就會注定是教條主義的，因為如果他不隻是說出這個論斷，那麽這個思想家就會承諾某種理論，這種理論必然是“排他的”,而對於反本質主義者來說，本質主義隻是一種極端形式的排他理論。韋伯的教條主義在《經濟與社會》中是最明顯的，在這本書中，明確規定的定義和類型學(它們是本質主義的)令人疲憊不堪，卻又反複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