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位黑格爾對經濟關係的理解時，略述關於該主題的三種廣義方法是有幫助的。首先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其假定是，科學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特別是產生於資源相對於需要的稀缺性之上的必要規則。所有經濟範疇都對應到諸如勞動、土地、機器、生產力、肥力、時空區位等自然範疇上。正如馬克思所諷刺的，這些人似乎認為租金是隨著作物一起從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其次是根據主觀選擇的相互作用解釋經濟現象的嚐試。關於這一點，重要的事情是，假定的前提是獨白式主體(monological subject),也就是說，無論它是否涉及效用最大化、偏好安排、成本一收益分析或其他什麽內容，它都假定了將其存在諸條件包括其他行為者的存在視作既定的和外在於它的一個自我(the agency of a self)。最後是把經濟學作為恰當的社會科學。它試圖辨識客觀規律，然而那些不是自然規律，而是內在於經濟新陳代謝組織的特定社會諸形式的必然性。它也是曆史性的，因為它試圖理解這些社會形式的起源、發展和衰退。
應當指出，第三種方法融合了前兩種觀點中的真理性因素。
卡爾·馬克思是對經濟活動持這種理解的最傑出代表。早在1847年，他就寫道 “經濟範疇隻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①同時，他承認資產階級諸關係的悖謬，即經濟學家們的理性經濟人(a rational economic agent)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由於這種社會形式才將個人與他人分開。但他反對斯密和李嘉圖的觀點，他認為“個人”並不是所有經濟的原初前提而是曆史的結果。 “隻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係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隻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係)的時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