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即將出版，作者通常總要在後記裏說些話的。也是有話要說。
當下是一個讓人眩暈的年代，人們經常讓各種感覺弄得“找不著北”。連一向沉靜從容的哲學也有些沉不住氣。記得若幹年前參加一次哲學專業研究生答辯，研究生本人提出了“理性的轉向”，答辯委員會的一位老師竟把“轉向”念成了“zhuàn xiàng”，引得一番竊笑。仔細想一想，這位老師真有點“冤”，最近這些年來哲學界“創造”出來了種種轉向（諸如人的轉向、實踐觀轉向、生活世界轉向、價值哲學轉向、文化哲學轉向、語言學轉向、社會哲學的轉向、解釋學轉向、技術哲學轉向、曆史哲學轉向、政治哲學轉向、後現代轉向、修辭學轉向，應用倫理學轉向等，有興趣的讀者還可以繼續添加），而許多“轉向”都被認為是開辟了哲學的新方向，大有令哲學改天換地之勢！想想真是很滑稽，一下子冒出這麽多“轉向”，不讓人“暈頭轉向”才怪呢！
為探索當代哲學的自我理解問題，特別是存在論在當代哲學中的表現形式，筆者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當代哲學的生存論轉向研究。在筆者看來，生存論轉向的實質是當代哲學的存在論變革，其實踐意義則在於深刻揭示了全球時代人類文明的新的轉型，包括對東西方文化傳統創造性轉換的生存論闡釋。但是，這一由克爾凱郭爾提出、並在當代生存哲學中拓展開來的問題，並沒有充分地凸顯其哲學的、文化的與社會曆史的意義。基於這一背景，在近些年的研究與著述中，我不斷在強化“轉向”。但是，當“轉向”的聲浪已成為種種形式的口號或姿態，並且對“轉向”的各種過於單一的定位及其理解已經掩蓋甚至抹殺了當代哲學的豐富內涵時，我開始感到一種深深的疑慮[1]。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對生存論研究所做的各種批判，並不都是令人信服的，但其中有一種意見則是我所讚同的，這種意見認為生存論哲學在重視當代哲學的存在論變革時，過分強化了當代哲學與傳統哲學的斷裂。我的生存論轉向研究，則是既包含向“前”推進的維度，也包含使哲學生存論獲得曆史與傳統支撐的“生存論回複”的努力。正是基於此，當張汝倫先生提出能否調整一下書名（原書名即《生存論轉向》）時，我完全接受了建議，並取用了現在這樣一個相對平實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