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餘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餘勞動”。由於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剩餘勞動不再像一切剝削製度中那樣為剝削者無償占有，而是為勞動者自己占有，從而消除了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對抗。“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39]這就是說，由於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之間對抗性的消除，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之間的對抗性也隨之消除。從勞動時間來看，無論是必要勞動還是剩餘勞動，“隨著雇主和工人之間的社會對立的消滅等等，勞動時間本身——由於限製在正常長度之內，其次，由於不再用於別人而是用於我自己——將作為真正的社會勞動，最後，作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基礎，而取得一種完全不同的更為自由的性質。這種同時作為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的人的勞動時間，必將比役畜的勞動時間具有高得多的質量”[40]。這是勞動時間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自由時間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則在於：“一方麵，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41]這就是說，由於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雖說生產的目的在於實現共同富裕，為此仍然要花費一定量的勞動時間，但並不會因此減少人們的自由時間。並且，從生產力的發展來看，“節約勞動時間等於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而“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42]把人的發展與勞動生產力相聯係，把勞動生產力與社會財富相聯係，這是人類對生產力和財富認識的一次革命性變革，它把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提升到人的發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從而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著眼於單純的物量變化的狹隘財富觀和生產力觀。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以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不僅能夠滿足所有個人的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有個人的自由時間也會不斷增加。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實現共同富裕成為社會生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