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方麵，“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餘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一切階段一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21]。對於社會的每一個成員來說，與勞動時間不同的自由時間本來是大家都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非勞動時間，而在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中，它卻被少數人所壟斷。由此就造成了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之間的對立和對抗，擁有自由時間的少數人不勞動，而從事勞動的多數人卻沒有自由時間。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個階級享有自由時間，是由於群眾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了”[22]。自由時間是人的發展的基礎，壟斷了自由時間的少數人同時壟斷了發展的機會和條件，由此造成了人的發展的不平衡，作為少數人的剝削階級的發展建立在大多數勞動者的不發展或有限發展的基礎上。
自由個性，指的是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而不是一部分人對發展的壟斷。隻有揚棄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才會消除少數人對發展的壟斷，才會實現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個性。因此，“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須勞動，如果過度勞動者和有閑者之間的對立消滅了，……這一點無論如何隻能是資本不再存在，產品不再提供占有他人剩餘勞動的權利的結果”[23]。隻要存在著資本關係和資本剝削，就會有過度勞動者和有閑者之間的對立，就會有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之間的對立，就會有人的發展的不平衡。以此來看，亞當·斯密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直接的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把勞動和自由對立起來[24]，從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情況和現實關係來看，無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局限性在於，他們無視這種對立的曆史性和暫時性，他們把存在於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中的特定關係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和絕對的。當然，在馬克思看來，盡管說在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中，少數人壟斷了自由時間即發展的空間，但這種發展與共產主義社會中的自由個性相比，與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相比，在內涵上和外延上都要狹隘得多。例如，“在自由競爭中自由的並不是個人，而是資本”[25]。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徹底顛倒了人與物的關係，人淪為資本增殖的手段，自由的不是人，而是“資本—物”。在此意義上，不僅勞動者不自由，資本家也不自由；不僅勞動者是工具性存在，資本家也是工具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