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看來，一方麵，生產力和交往的發展，為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從而為實現人的自由個性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和可能性條件。他說：“生產力——財富一般——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麵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一發展的限製的不斷揚棄。”[12]沒有生產力和交往的普遍性或普遍發展，就不會有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也就不會實現人的自由個性。這是因為，從自由時間與生產力發展的關係來看，盡管說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存在著自由時間，但是，自由時間“在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不同的”[13]。在自由時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實現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隻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而勞動生產力的每一次提高，都會創造出一定的自由時間。例如，“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人口及其勞動技能的預先的增長中”，這樣，“也就為不勞動的、不直接勞動的人口創造出一定的自由時間，也就能夠發展智力等等；精神上掌握自然”。[14]自由時間中社會智力即科學技術的發展，顯然是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的重要表現。
另一方麵，要實現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個性，就必須變革生產關係。用馬克思的話說，要實現人的自由個性，就必須使人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15]。這裏，讓生產能力從屬於人，就是要讓生產力歸人民所有、為人民支配，就是生產關係和權力關係的徹底變革。沒有生產關係的這種變革，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從而人的自由個性就不會轉化為現實。這是因為，從勞動的社會化或社會性與自由時間的關係來看，沒有勞動的社會化或社會性就談不上自由時間，也就談不上自由個性，而“在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已定的情況下，勞動在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得越平均，一個社會階層把勞動的自然必然性從自身上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另一個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越小，社會工作日中用於物質生產的必要部分就越小，從而用於個人的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從這一方麵來說，工作日的縮短的絕對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16]。沒有自由時間，就沒有自由活動和自由個性；沒有勞動的社會化或普遍化，就不會使每個人都擁有自由時間；而勞動的社會化的程度則取決於勞動時間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這種分配關係又是由一定的生產關係和權力關係決定的。這顯示出生產關係的變革對於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的極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