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在20世紀初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這就是哲學史上所謂的“語言學轉向”。由於這次轉向對傳統哲學理性的強烈震撼和對後世哲學的決定性影響以及這場轉向與科學進步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係，故又稱為在哲學領域內所進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①人們不再全力關注知識的起源、認識的能力和限度以及主體在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等問題，轉而探究語言的意義、語言的理解和交流、語言的本質等。它把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升到哲學基本問題的地位，哲學關注的主要對象由主客體關係或意識與存在的關係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係。語言問題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隨著其作為一種運動的深入發展，“語言學轉向”已大大超出其本來的含義，也不止於哲學領域，而是廣泛地涵蓋於20世紀西方人文科學，包括心理學、人類學、文學批判等整個領域。深刻理解這場革命的形成動因，闡明其特征和意義，對於理解語言學轉向之後、語言分析方法後續發展及其對科學哲學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語言學轉向”的動因
從總體上講，“語言學轉向的最根本原因在於現代邏輯的產生”②。現代邏輯技術的出現，使得人類具有了一種在哲學研究中對語言進行分析進而解決傳統問題的科學的、係統的方法。現代邏輯技術，一方麵，它采用的是數學的方法，既不同於經驗的方法，也不同於哲學的思辨方法，這就為建立形式的語言，並且在形式語言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演算從而整體地、係統地處理哲學問題提供了可行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麵，它對與哲學關涉較深並且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和概念，如量詞、存在、必然、可能、真值以及個體、對象、關係等進行符號化、量化的處理，極大地推動了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並最終導致了語言學轉向。當然，語言學轉向作為一場革命性的運動，是由哲學思維的內在發展和時代的客觀要求所決定的，其動因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