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中心主義是當代西方處於主流地位的綠色思潮，也被稱為“深生態學”或激進的環境主義。[45]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流派有美國學者奧爾多·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和挪威學者阿倫·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其理論的基本特點在於他們從生態係統整體性規律出發，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問題在於隻承認人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隻具有相對於人的工具價值。他們強調，隻有承認“自然權利論”和“自然價值論”，用生態中心主義代替人類中心主義，才能解決當代生態問題。“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類視為一個全球生態係統的一部分，並且必須服從於生態規律。這些規律以及以生態為基礎的道德要求限製著人類行動，尤其是通過強加對經濟和人口增長的限製。生態中心主義還包括一種對自然基於其內在權利以及現實的‘係統’原因的尊敬感。……優先考慮非人類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與人類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態中心主義的核心方麵。”[46]可以看出，生態中心主義把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主要歸結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改變，即用生態中心主義代替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一種生態全麵的倫理學的發展在現行的倫理話語模式（權利、責任、理性行為者、痛苦與傷害感受能力等等）下是不可能的，而這樣一種倫理學隻有並且必須基於一種新的世界觀”[47]。以生態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生態政治被稱為“深綠”或“綠色政治”。
佩珀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受到馬克思激發但由許多其他學者發展起來的西方知識傳統。它試圖分析社會如何‘運作’以及如何改變。它尤其感興趣的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資本主義如何運轉和如何將可能停止運轉，並讓位於社會主義及最終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48]。佩珀指出，由於馬克思主義具有對社會主義的明確道德信奉和對資本主義的毀滅性批判，同時這些分析和批判被證明是正確和有用的，從而威脅到了西方一些人的固有利益，因此它遭到來自不同陣營人們的批判，也引發了一些激烈的爭論。具體到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的關係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觀點以生態中心論者為代表，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反生態學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主要集中於如下兩個方麵：第一，他們批評馬克思“沒有授予自然資源任何內在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和在生產過程的描述與評價中完全忽略了能量平衡。……馬克思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考慮一種建立在利用（所謂的）可耗竭資源基礎上的經濟（資本主義）如何可能會耗盡生產資料”[49]。第二，他們批評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生產力的無限增長，從而在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的問題上，過分強調了生產的作用。因此，“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流派，因為馬克思的曆史觀（比如在他1875年《哥達綱領批判》中）設想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無限製發展。……人們必須追問關於增長的物理限製以及更基礎意義的關於所有經濟活動的熵性質（Entropic Nature）的問題”[50]。但是問題在於，由於自然資源的限製，未來社會的難題將是關於生存而不是如何分配財富的問題。因此，“在決定我們如何利用和思考自然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過分強調了生產的作用（尤其是商品生產）。盡管這很重要，生活的其他領域——例如‘生物和社會的’（而不是經濟的）再生產的進程——也是同等重要的”[51]。與上述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不同，也有一部分論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含蓄的方式包含著足夠的生態學的觀點。在他們看來，馬克思雖然支持技術進步樂觀主義的觀點，也很少論及獨立於人類需要和意圖以外的自然價值，但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先進社會的‘控製’自然的思想並不蘊涵著一個專橫的主仆關係，事實上是給予人類在追求合法需要過程中明智地改變自然能力的一種技巧和才智”[52]。不僅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具有明確的生態學立場。從哲學上講，他們的這種生態學立場來自他們“關於社會與自然相互依賴以及通過勞動人與自然相互轉變的著述，還來自他們對技術、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自然的關係、自然與人的資本主義毀壞（異化）以及在共產主義條件下自然與人關係轉變的觀點”[53]。此外，他們的生態學立場還與他們的階級立場有關，在他們看來，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由於勞動者和自然都受階級統治的剝削，因而，他們將隨著從階級統治中解放出來而獲得自由”[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