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看作一種把生態的利益淩駕於人類的利益之上的後現代價值觀，並立足於現代主義的價值立場，強調自己的理論是對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批判的結果。“生態主義（主流以及一個公開無政府主義的版本），被輸灌了大量無政府主義的因素，而後者與後現代主義有著諸多一致，盡管它是一種舊的政治哲學。生態主義的紅色批評是把它推向一個更現代主義視野的嚐試，包括：（1）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形式；（2）生態危機原因的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的分析（物質主義和結構主義）；（3）社會變革的一個衝突性和集體的方法；（4）關於一個綠色社會的社會主義的處方與視點。”[5]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所以認為生態中心主義是一種後現代性質的理論，是因為生態中心主義與後現代理論具有諸多一致性。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基本特點是反對自笛卡兒以來的西方哲學所堅持的理性主義、主體性、人道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主張相對主義、神秘主義、多元和多樣性、差異和不確定性的理論思潮。而生態中心主義一方麵反對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分和主體性思想，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要求確立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另一方麵生態中心主義通過訴之於直覺而堅持“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和相對主義色彩。生態中心論的後現代理論性質決定了他們“缺乏對現代大規模技術、技術與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們憎恨中央集權和物質主義”[6]，最終必然會陷入反科學技術、反物質主義和反對經濟增長的迷途。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首先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展開了辯護，其中格倫德曼、佩珀和福斯特等理論家的觀點最具代表性。格倫德曼首先是通過分析“生態危機”和“生態平衡”的概念，質疑生態中心主義的合理性，並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辯護。在他看來，“生態危機”這一詞通常被生態中心論者用來描述自然生態係統處於一種異常狀態，所謂解決生態危機就是使自然生態係統回歸到正常狀態。但問題在於，無論是正常狀態，還是異常狀態，都是相對於人類的利益而言的，離開了人類的利益，無所謂自然生態係統處於正常狀態或異常狀態，離開人類的利益是無法談論生態危機問題的，因為“隻有人類在保護自然的複雜性方麵具有利益”[7]。也就是說，所謂生態平衡的本質總是與人類的需要、利益和期望相關，隻有以人類的利益為參照係，才能判定生態平衡問題。在此基礎上，格倫德曼進一步強調指出，包括生態中心主義在內的任何理論建構，都是人類曆史文化的產物，都不可能脫離人類的曆史和經驗展開。生態中心主義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抽象地談論自然法則，而沒有看到他們的理論本身就是社會建構的結果，都是以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為基礎和前提的。任何理論都是以人類為參照係，都具有曆史性特點，這就意味著生態中心主義者提倡以生態為中心的立場，其實是試圖脫離人的因素來建構生態理論和談論生態問題。格倫德曼由此強調，生態中心主義者忽視了置身於特定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中的人是生態中心主義理論的前提預設，任何生態理論都是以特定的人為參照而進行的，都無法超脫這一前提預設，這實際上也決定了他們並不能始終堅持自己所提出的生態中心主義立場。可以說，任何“以生態為中心的方法”從根本上而言都是前後矛盾的，除非他們轉向神秘主義的觀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