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從事辯證法研究時，所麵臨的理論現實是十分嚴峻的。此時，馬克思哲學辯證法正蒙受著雙重扭曲和毀損，把辯證法從這種雙重扭曲和毀損中拯救出來，捍衛辯證法的理論合法性，構成了盧卡奇的重大理論使命。
所謂對辯證法的雙重扭曲和毀損，主要指如下兩種傾向：一是企圖以自然科學取消辯證法，把經驗自然科學視為唯一的“可靠知識”並以此為唯一參照，來否認辯證法的存在正當性的傾向；二是雖承認辯證法的理論價值，但采取一種自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方式來理解辯證法，結果導致辯證法實證化和庸俗化的傾向。
以自然科學取消辯證法，把經驗自然科學視為唯一的參照係，來否認辯證法的理論正當性，這代表著當時一些“目光短淺的經驗主義者”，如馬赫主義者——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以科學通過觀察、抽象和實驗借以提‘純’事實和置事實於相關聯係中的方法，來設法回避一切理論。他們當時就是以這種理想的認識方法，來對抗辯證法的強製性結構”[1]——的做法。在他們看來，事實上經驗生活的每一種數據、每一個統計材料、每一件原始材料，都已經構成了重要的“事實”，以實證自然科學的方法，去對這一“純化”了的、孤立的“事實”進行“客觀”考察。“把它歸結為純粹數量的本質，歸結為數與數的關係的表現”[2]，便是理論研究的全部使命。這種觀念表現在社會曆史領域，便是把現存社會當作一個既定的事實接受下來，並采取經驗科學的方法，達到對社會事實的“精確”“科學”的把握。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一些庸俗學者正是采取上述這種經驗主義立場，否定辯證法的存在價值的。這些人“毫無批判地接受它所給予的客體性質和作為不變的‘科學’基礎的那個社會的規律”。伯恩斯坦就是這種“以精確科學的名義攻擊辯證法”的代表，他“一直最響亮地、最尖銳地高喊反對辯證法，其部分原因是‘擺脫’了為任何哲學認識所清除的‘偏見’。他打算使辯證方法擺脫黑格爾主義的‘辯證法的圈套’，他由此而得出的真正的政治結論和經濟結論卻清楚地表明這條路線通向何處。這些結論表明，確切地說，如果要建立徹底的機會主義理論，即建立沒有任何革命的進化理論，沒有任何鬥爭的‘自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必然拋棄辯證法”[3]。